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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待洋文化,抵制有何用?  

2006-12-28 13:30:18|  分类: 文史艺术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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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许多知识精英在内的一些国人,面对强势的“洋文化”,既少了包容的耐心,也失了PK的勇气,更缺乏文化对话的能力

  ●要真正有效地抵抗外来文化的入侵和洗脑,最好的办法只能是壮大我们本土文化自身,发挥我们文化的优势  

  ●没有对话能力的文化产品不是好产品,没有文化对话能力的国家,形不成自己的文化影响

  我们缺乏与洋文化对话的勇气和耐心

  圣诞节前夕,来自北大、清华等名校及科研单位的十位博士联名发出一份倡议书,主张“抵制圣诞节,驱除西方文化的不利影响”。几天来,对该事件的舆论反应可谓“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有人力挺,有人则特别激烈地反对。

  首先必须要说,对外来文化的渗入保持足够警觉,这是一种令人肃然起敬的态度。但是,对于这种忧虑表达敬意,并不代表同意这样的态度和做法。因为,“洋节日”泛滥,意味着西方文化的侵蚀,也同样意味着我们本土文化的脆弱,对于此,十位博士观念上的“闭关锁国”、“闭目塞听”既不能真正挽救自身,也难以真正让反对的对象变得“无用武之地”。要真正有效地抵抗外来文化的入侵和洗脑,最好的办法只能是壮大我们本土文化自身,发挥我们文化的优势部分与对方PK。

  更何况,“洋文化”也并非面目可憎、一无是处,正确的态度应是取其所长弃其所短,在坚守“文化阵地”的同时,通过积极地交流对我们的文化进行补充。因此,试图用“抵制圣诞节”的方式抵抗外来文化,虽然其意也诚,其情也殷,然而却相当笨拙。这也正是这一倡议在某些论者眼里流于滑稽的重要原因。

  其实,比事件本身更值得关注的,是这种现象背后到底是什么——来自这些哲学、教育学等学科博士们的如此倡议,到底是“文化觉醒”的结果、对本土文化自信的体现?还是面临洋文化汹涌而至、一种不自觉地胆怯和自卑?

  后者显然更多。以圣诞节声势浩大为符号、为标志的“洋文化”势不可挡,于是,拿圣诞节开刀,在背后其实反映的是包括许多知识精英在内的一些国人,面对强势的“洋文化”,既少了包容的耐心,也失了PK的勇气,更缺乏文化对话的能力。

  中国文化为何对话能力不足

  当前,对于洋文化的渗入,中国文化对话能力的衰退,不仅是一种心态的反映,更在某些领域早已经成为现实。先不论与欧美国家相比,甚至与我们的近邻韩国相比,中国文化产业的效益或文化输出所制造的影响,都还远未能尽如人意。我们卖出了许多电视机,却卖不出什么电视节目;我们出口了许多纸张,却出口不了多少书籍。

  当然,之所以形成这种局面,应该说主要原因在于世界已经被经济力量所左右,被市场逻辑所主导,西方高度的物质文明让西方文化占尽天时地利。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的文化感召力受到经济实力影响,可谓处于天然的劣势地位。这是必须承认的现实状况。

  不过,问题也并不全在于此。我们的文化有着悠久历史的深厚底蕴,按理不至于让某些国人内心虚弱至此:为了“驱除西方文化的不利影响”竟然要抵制一个已经“南橘北枳”的圣诞节。当前国内的许多圣诞节节目,只不过是一些商业策划而已,并未附载多少真正的西方文化。在这一意义上,要抵制的这个靶子更近乎一个假想敌。如此情况下,如临大敌,有如与风车作斗的堂吉诃德,却又能引起较为广泛的共鸣,显然有着更为广泛和深刻的背景。

  首先,文化对话勇气的丧失与“中国文化的主位性缺失和主体性沉沦”有关。这一点,十博士的倡议书中也同样谈到:经过百余年来,国人对自家历史文化传统系统而又激烈地批判和颠覆之后,中国文化近乎呈建制性退场和整体性崩溃,导致中国缺少主干性的价值信仰和文化形态,进而导致中国现代文化的荒漠化和混乱化。这种状况所导致的文化危机感和无力感,是一部分人丧失本土文化自信的主要原因。当中西文化真的对话,我们未必能有多少胜算,这是现实的困境。

  其次是对外来文化缺少包容性和甄别力,以及那种不辩良莠一味拒斥的极端态度。由于百年前那段历史,当前在国人当中,“受辱者心态”还很流行,有这种心态者往往“恨屋及乌”,在他们看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外来文化全是包藏祸心而来,没有什么可取之处,于是往往不加甄别,一概拒之门外了事。

  正是由于对自己的文化不自信、把握不够、甄别力又不足,也反向地导致一些文化从业者产生了较为严重的投机和买办心理,一味想着去迎合他人。当前影视界的一些尴尬最为明显。2006年对中国的电影是一个非常不幸的年头,从陈凯歌、冯小刚到张艺谋,几位名导演用前所未有的高成本推出了几部大片(《无极》、《夜宴》、《满城尽带黄金甲》),这些号称要跨出国门的巨片非但未能如愿,反而频遭国内“恶搞”,几成笑柄。最新的坏消息是,那部近来国内口碑尚可的《黄金甲》在前几天揭晓的、被称为奥斯卡最重要风向标的美国金球奖最佳外语片提名名单中,被拒之门外,也基本与奥斯卡无缘。这或许意味着电影文化的阐释表达能力,即与外界的文化对话能力,已经全线衰退。一叶落而知天下秋,中国这三名顶级导演尚且如此,中国电影的整体状况可见一斑。之所以如此,原因也正在于影视工作者一味揣摩着外国口味,而刻意扭曲艺术、扭曲自己原有的理解和坚持,以己之短迎人之长,这样拍出来的“讨好”电影,水平当然不会太高,不能赢得理解和尊重势在必然,甚至稍有不慎还会贻笑四方。

  中国文化产品的对话能力不足,某些相关者的文化责任心不足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最近德国汉学家顾彬对中国文学批评道:“德国到处都有作家,他们代表德国,代表德国人说话,所以我们有一个德国的声音,但是中国的声音在哪里呢?没有,不存在。中国作家胆子特别小,基本上没有。”措辞虽然如此激烈,但从国内的舆论反应看,对这一批评的是共鸣之声远大于反对者的声音。这已经很能说明问题。

  对话能力关乎国家软实力

  当前国际间进行的多方位竞争中,话语权之争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而提升对话能力是谋求话语权的重要途径。可以说,没有对话能力的文化产品不是好产品,没有文化对话能力的国家,形不成自己的文化影响。因此,培育文化对话的能力,便是打造国家的软实力。怎样通过文化产品展现我们文化的特质和魅力并影响外面的世界,从而实现经济效益和软实力构建的“双丰收”,是当前需要正视的重要课题。

  要有效实现对话能力的提高,笔者个人认为至少有以下几点:首先,要澄清一些认识的误区。第一种误区,是功利性太过严重,从而忽略了文化交流本身的特性。其典型表现,就是如同“王婆卖瓜”一般,不讲任何技术含量地一味“自卖自夸”,将文化交流对话搞成了强行的理念灌输,试图通过这样的方式尽快求得对方好感。但是,这种做法往往会适得其反。

  还有一种,是对对话本身的理解太过片面。譬如在对外文化交流方面,某些人往往有一种极端的观念:对外交流就一定要展现我们的优越和强大。从实际效果来看,这种“盛气凌人”式地理念并不成功。这在体育文化的交流方面表现尤甚,如我们某些体育项目,对成绩、对金牌的追求简直达到一种畸形的程度。这样的交流,只会降低别人对我们的印象分。

  其次,要实现对话的良好效果,必须知己知彼,以充分了解对方为前提。而我们现在经常存在的问题是:对外界的信息经常是选择性接收,予以单维度理解。其实,所谓对话的过程,既是表达,也是接收,其解释和理解都应该是开放性的。而在开放性方面,我们某些人对分寸的把握尚有所欠缺。

  总之,要使文化的对话尽可能成功地进行,推动国家软实力提升,不能自说自话、自娱自乐、自骄自得,而应持以不偏不倚、不卑不亢的理性心态,该包容时则包容,该PK时则PK,以一种友好而自信的姿态将对话不断进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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