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翔宇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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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与“三农”问题  

2007-01-13 14:04:47|  分类: 翔宇沙龙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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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中国历史上的“三农”问题,不能回避太平天囯。因为太平天囯从本质上讲就是由“三农”问题而起的一场农民战争,是清王朝相关问题累积的总爆发。但太平天囯的贡献远不止于武器的批判,因为它对“三农”问题的解决,确曾尽过自己的努力,提出过自己的方案,其最突出的标志就是《天朝田亩制度》的颁布。

  有清一代268年(1644~1912),到了19世纪中叶,早已是盛极而衰。一份以“太平国统理军机都督大元帅”名义发布的告示中揭露说:“天下贪官,甚于寇盗;衙门污吏,何异虎狼。……富贵者经恶不究,贫穷者有冤莫伸,言之痛心,殊堪发指!即钱粮一事,近来增益数倍,而三十年之粮已赦而复不赦,民之财尽矣!民之苦极矣!”曾国藩有一篇很著名的《备陈民间疾苦疏》,其要旨可归结为三条:一曰银价太昂,钱粮难纳;二曰盗贼太众,良民难安;三曰冤狱太多,民气难伸。也很尖锐地触及问题的实质。1850年秋,金田起义一声号令,数万农民揭竿而起。受命到广西“剿匪”的钦差大臣李星沅,很快就觉察到“金田会匪”是其主要的对手,并厚集兵力进行围剿。但前后几任钦差大臣,历时数年的围剿,不但未能剿灭太平天囯,反而使其日益壮大,甚至一直打到南京,建立起与清王朝相对峙的政权。武器的批判是最现实的。不管太平天囯自身有多少的问题,但它体现了下等人、贫苦农民们“奴隶造反”的合理性。至少这么一个“造反有理”,就是它于历史的贡献。

  被外人称为“苦力王”国度的太平天囯,其于“三农”问题的贡献,远不止于揭竿而起的造反。“太平天囯”的国号本身就反映了当时的人们对美好生活的一种憧憬。它的领袖洪秀全早在敬拜上帝之初,就强烈谴责了“世道乖漓,人心浇薄,所爱所憎,一出于私”的社会弊端,明确提出“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不应存“此疆彼界之私”和“尔吞我并之念”;他热烈歌颂了唐虞三代之世,“天下有无相恤,患难相救,门不闭户,道不拾遗,男女别涂,举选上德”的“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社会;号召天下凡间的兄弟姊妹,“跳出邪魔之鬼门,循行上帝之真道”,如此,则可“行见天下一家,共享太平”。他主要是根据中国古代的经典,对来自西方的“上帝”之道作出了自己的理解和诠释。

  1853年太平天囯建都南京后,在其所公布的《百姓条例》中已经有了改造社会的初步方案。有关农民的部分大致是:不要钱漕,但百姓之田,皆系天王之田,每年所得米粒,全行归于天王收去,每月大口给米一担,小口减半,以作养生之资。

  这种很粗放的政策得到了农民们的狂热拥护。张德坚的《贼情汇纂》中说:“贼知邪说已验,肆毒愈深,遂创造贡单,阳为安抚之名,阴寓搜括之意。……无目者见其牌票朱标印信累累,几欲倚为护符矣。”他记湖北地区情形:“蚩蚩之民,竟为贼卖,甚至贼至争迎之,官军至皆罢市。此等悖惑情形,比比皆然,而以湖北为尤甚。”太平军在进攻南昌时,也有记载说,南昌、新建二县“以豕鸡鹅鸭银米进贡者不知凡几,相见皆呼兄弟,甚属亲热。即报以……执帖一张,物重者或报以棉花油盐衣服等物,乡民皆快焉”。皖南的贵池,据一位士人记载是“斯时也,伪示遍悬,小人得志,流言煽惑,一乡之人皆若狂”。皖中的庐州郊区,也同样是“供献迎贼,所在如狂”。

  正是在《百姓条例》和贡献政策实践的基础上,太平天囯于1853年底制订了更为系统、详实的纲领性文件———《天朝田亩制度》。全文虽仅三千字,内容却十分丰富,从田产均耕的土地制度、兵农合一的基层社会组织,直到宗教与教育、司法、选举与黜陟,等等,几乎囊括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但其核心为田产均耕的土地制度,全篇亦因此而得名。

  《天朝田亩制度》的根本指导思想是:“务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也”。“盖天下皆是天父上主皇上帝一大家,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则主有所运用,天下大家处处平匀,人人饱暖矣。此乃天父上主皇上帝特命太平真主救世旨意也”。“田产均耕”的第一要义是土地所有权归公。该制度虽未明确宣布土地为国家所有,但从“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此处不足则迁彼处,彼处不足则迁此处”等规定来看,实际仍然否定了包括地主土地所有制在内的土地私有制,企图建立土地公有制。其次是按人口平分土地。《天朝田亩制度》强调按人口平分土地,明确规定妇女可与男子一样受田,更是对古代仅男子可受田的均田制的重大突破。再次是有关取民政策。与《百姓条例》相较,主要体现了由“全部征收、重新分配”到“剩余归公”的原则性变化。

  《天朝田亩制度》是中国农民战争史上最为辉煌的篇章。它的一些重要思想,尤其是“田产均耕”的原则,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土地革命思想的重要历史资料来源之一,在思想史上有其不可抹杀的地位。

  但遗憾的是,“田产均耕”始终没有得到实施。就在答复英人的询问后不久,太平天囯开始在自己的统治区“照旧交粮纳税”。之所以要“照旧”交粮纳税,是因为此前的贡献政策过于粗放而只能推行于一时,无法从根本上保证对城市,首先是对天京的长期稳定的粮食等物资的供应。前述《百姓条例》的相关条文中,不仅有变更赋税政策的一面,还有必须保证粮食等物资供应的另一面。这一规定,在农村根本不可能得到执行,但在其首都天京却成了对所有居民保障供给的“大锅饭”体制。太平军初入南京城时,对新老兄弟姊妹的粮食发放,根本无数,“来取者即与之”。几个月后,设立门牌,逐户编查,“既有名数可稽,始议每日发米数”。1854年初,丰备仓等三处共存米谷200万石,竟只够支放4个月的口粮。到了1854年6月间,太平天囯当局已不得不下“食粥之令”。当时就有人写诗嘲讽说:“济众博施良不易,百般勉强盗虚名。”而《百姓条例》中“大口月给一担,小口减半”的规定,也被太平天囯的敌人篡改为“大口岁给一石,小口减半”,并作为他们攻击相关政策的口实。

  但太平天囯仅视“照旧交粮纳税”为权宜之计,直到1855年,他们在江西发布的告示中还说:“田赋虽未奉其定制,尔粮户等,亦宜谨遵天命,暂依旧例章程,扫数如期完纳。”在1854~1855年间,没有见到赋税改革的明确记载。但到1856年石达开主持西征全局后,情况有了明显的改变。连太平天囯的敌人也不得不感慨说:“(太平军)假仁义使地方相安,……赋又善取之,轻取之,民遂渐有乐于相向之意。”可见太平天囯的赋税政策至此已渐趋成熟,已能为绝大多数人民所接受拥护了。可惜的是,不久后的天京事变打破了它的历史进程。但即使在后期军事形势已很险恶的情形下,太平天囯苏福省仍有“着佃交粮”之举。苏州人民为感激天王与忠王给他们减免钱粮,特地在阊门外镌立“民不能忘”的白玉牌坊,以资纪念。在常熟,至今犹保存着当时建立的“报恩牌坊碑”。

  太平天囯于“三农”问题上的努力及其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很好地记取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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