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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唐朝文化繁荣基因  

2007-11-01 22:37:34|  分类: 文史艺术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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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个黄金时期,它给后世留下的印象至深,除了国力强大、政治清明、经济繁荣、天下太平外,更突出的亮点就是辉煌灿烂的文化。解密唐朝文化繁荣基因,我们不难发现,其间政府的引导功不可没。

     在统一、开放的背景下,统治者不断调整政策对宗教加以扶植

     佛教、道教与儒学,并称“三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魏晋南北朝时期,释、道、儒三教为了维护各自的地位,既相互争斗,又相互渗透。到了唐朝,在统一、开放的背景下,统治者不断调整政策对宗教加以扶植,使这种局面得到较大改观。

     唐朝开国之初,李渊为了抬高门第,神化统治,认李耳为先祖,将道教地位排在佛教之前,令王公以下皆习《老子》,使道教得以大力发展。武则天想当女皇,实行武周革命,僧人怀义、法明则造《大云经》宣传武则天是弥勒佛下凡,为其大造舆论。武则天上台后大肆佞佛,广建寺院,普度僧尼,下令天下寺院收藏《大云经》,将佛教地位抬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唐玄宗在位,欲振兴李唐王朝,革除武周后期的不良影响,复将道教放到佛教之前。尽管前后的统治者出于各自的政治需要,使得佛、道的地位有所变化,但从总体上看,三者在唐朝前期都受到积极的扶植,获得了充分发展。

     正是在贞观年间,玄奘法师赴印度求法17年,载誉归国后受到至高礼遇,唐太宗令大臣、僧众出城高接远迎,又多次在宫中接见玄奘,与之谈经论道,倍加褒奖,颇有相逢恨晚之叹。朝廷还修建大慈恩寺及翻经院,让玄奘在那里著书立说,传经布道。武则天虽说佞佛,却也提倡三教并重,既不准僧人排斥老君,也不准道士毁谤佛法,命大臣汇集三教典籍,撰成1300卷的大书《三教珠英》,传播天下。玄宗皇帝勤奋好学,精通诸家典籍,深知宗教能在治理国家,调和各类矛盾,稳定社会秩序中发挥重要作用,所以他的基本做法是,既尊儒,又崇道,不抑佛,三教兼容,充分利用。他曾在开元十年、天宝二年先后两次给《孝经》作注,颁行全国,以示教化;又于开元二十三年亲注《道德经》,下令每家必备一部;接着在次年还将其《御注金刚般若经》颁示天下,对佛教给予支持和弘扬。

     唐王朝对释、道、儒三教并尊的做法不仅形成了以儒家政治伦理观为基准、佛道学说兼收并蓄的盛唐独具的统治思想体系,大大巩固了帝国基业,而且也促进了三者间的相互吸收,不断完善。佛教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走向成熟,进而成为中国式宗教的。

     锐意经籍,大兴文治,“解戎衣而开学校,饰贲帛而礼儒生”

     贞观初期,天下初安,太宗励精图治。他深知“致安之本,惟在得人”,而人才又必须以德行、学识为准。他采纳魏征“偃武修文”的建议,锐意经籍,大兴文治,“解戎衣而开学校,饰贲帛而礼儒生”,努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

     太宗重视文治由来已久,早在秦王府时期,唐太宗就留意文士,建文学馆收罗人才,号称“十八学士”,参谋左右。正式即位后,他又于弘文殿左边建弘文馆,精选天下贤良文学之士,给以优厚待遇,让他们校理典籍,考注《五经》,参议礼、律,厘定制度,或引入内殿,商讨政事。同时选三品以上官员子孙入弘文馆学习。在唐太宗的关注下,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完善的官学制,在中央设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算学,在州县则有州学、县学。唐太宗尤其关心最高学府国子学的建设,贞观二年以后,下令立孔子庙于国子学,尊孔子为先圣,颜回为先师,每年定时“释奠”(即举行祭奠孔子的开学典礼仪式);又扩充学校规模,增置房舍1200间;广收天下儒生,且资助盘缠,派车护送进京;规定在校学生能精通一大经(如御注《老子》、《孝经》,须三年学成)以上者即授以官职。唐太宗还多次到国子学视察,给学校调派硕学名儒充任老师,命学校的负责及主讲当场讲经授课,并给他们颁赐奖赏。

     唐太宗重视文教、修文兴学的事迹给后世开了个好头,以后的高宗、武后、玄宗也都代代相传,使学校教育制度不断发展完善,这不仅给帝国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才,成为唐王朝兴旺发达的有力保证;同时也惠及友邦,给周边国家及部族培育了许多英才,促进了那里社会的发展。

     日本、新罗等国的学子一批又一批到唐朝留学,学成回国后,把唐朝的先进制度,如田制、法律、科举制等在本国推广,成功地实施社会变革;或借助汉字拼读本国语,创制为新文字;或学习唐朝的医学、天文、历法,在本国加以传播,佛教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传到了日本、新罗等国,对那里的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还有一些留学生长年居住中国,读书做官,著书立说。如新罗国崔致远18岁考中进士,任过县尉、侍御使、内供奉等官,写下了至今尚存的《桂苑笔耕录》。日本的阿倍仲麻吕,即晁衡,善著诗文,与诗人李白、王维等交情至深,常常一起诗酒唱和,在唐朝做过御史中丞、秘书监等官,至73岁客死中国。远在雪域高原的吐蕃贵族子弟通过在唐朝读书,学习中央王朝的典制礼俗,儒家及佛教经籍,大大加强了与汉地的联系。直到安史之乱发生后,吐蕃占领了河陇地区,从敦煌发现的材料看,吐蕃在这一地区仍然保存着唐朝的不少礼仪习俗,敬佛礼儒,如官方派人抄写佛经、《孝经》,学校里仍旧按时举行祭祀孔子的“释典”之礼。

     所有这些,加强了与周边国家民族的文化交流及友好来往,形成了唐朝崇高的国际地位。

     规定在科举考试中加试诗赋,更加推动了文化的普及

     唐代文学,诗赋散文,传奇小说,千姿百态,盛极一时。尤其唐朝的诗歌,风格多样,流派纷呈,名家辈出,气势恢宏,流传千古,深受珍爱。是唐文化中芬芳的奇葩,璀灿的明珠,是冠绝古今的诗歌高峰,也是唐朝留给后世的宝贵财富。

     唐朝文学繁荣的原因,首先在于它植根于盛唐这片沃土之中。国家的统一与强大,社会的安定与宽松,新兴中小地主势力的崛起与经济的全面发展,使文人、学子充满自信、理想与追求,给他们抒发情怀,表达思想创造了条件,提供了空间。其次,与唐朝皇帝的爱好与提倡有很大关系。唐太宗不仅擅长政治,而且喜好文学。处理国事之暇,常与大臣赋诗唱和,清人编辑的《全唐诗》、《全唐文》里收有他的许多诗赋。继太宗之后,唐高宗、武则天、唐玄宗也都大力倡导文学。特别到后来,规定在科举考试中加试诗赋,更加推动了文化的普及,刺激并影响了文学创作。然而科场里那种规定过死的考试方式,往往使举子们的才智不能得到充分发挥。

     作为补充,当时社会上流行着一种“行卷”风气,举子们为了让主考官了解自己的文学才能,纷纷事先精心创作一些诗赋传奇之类的东西,或文辞华美,或故事动人,在科举开考前送到考官及权贵手中,搏得人家赏识,以便加以举荐。唐朝知识分子参政热情极高,科举制给他们开通了入仕之门,所以精研文墨,求取功名,报效国家,便成为最大追求。

     此外,科举制还促成士子们在江湖闯荡的风气。进士放榜后,有的高中,有的落第;落第者自然返乡,高中者则进入“守选”(即等待任用),这个时间一般都在3年以上,长者甚至可达十几年。年复一年,造成大量无官可做的士人在社会上奔波,或投亲访友,或供职军镇,或漫游江湖,或隐居田园。丰富多彩而又充满曲折的生活经历使得文人志士不胜感慨,于是舞文弄墨,斐然成章,创造出大量的田园诗、山水诗、边塞诗、从军诗,以及传奇小说,绝妙文赋,为唐代文学的繁荣增添了内容,蔚为绚丽多姿的盛唐气象。

     积极吸纳外来文化的精华,不断丰富自身营养

     唐朝对外奉行开放政策,与世界上70多个国家发展外交关系;对内则实行开明的民族政策,在归附的民族聚居地区,采取怀柔做法,设立856个自治性较强的羁縻州、县。唐太宗抱着一视同仁的态度对待各族人民,他曾讲过:“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为此,他通过和亲与吐蕃、吐谷浑等民族发展关系,加强团结;通过任用少数民族首领在朝廷做官,在军队带兵,表示对他们的信任与重用。太宗以后的继位者也都沿袭这些做法,这对中外文化交流,胡汉民族融合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随着盛唐时代的到来,陆地与海上丝绸之路的畅通,许多国家的商人、使节、僧侣与留学生,大量涌入唐朝境内,在丝绸之路沿线,在长安、洛阳、广州、扬州等地都有大量的外国人、外族人居住。唐都长安俨然是国际大都会,仅接待外国使者、宾客的机构鸿胪寺就拥有外国人四千多。在长安西市有来自中亚、西亚的许多胡商摆摊设点,酒店里有美貌如花的胡姬招徕生意,诗人李白常来此光顾,咏叹“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此外,还有移居长安的周边少数民族,如突厥人进入长安的就有上万家。大量外国人、外族人长期在唐朝生活,与汉族杂居,或娶妻生子,入籍唐朝,带来了外国文化,边地风俗;从衣食娱乐,到宗教信仰,都对唐朝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到唐朝经商的外国人首推中亚河中(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地区俗称粟特地区的粟特人,因这一地方有众多小国,国人皆以国为姓,故汉籍又称他们为九姓胡人。九姓胡人尤善歌舞,如曹姓的曹保、曹善才、曹纲是琵琶世家,安姓的安万善是筚篥高手,米姓的米禾稼、米万磓是婆罗门舞专家。康国的胡旋舞,石国的胡腾舞、柘枝舞传进唐朝,深受喜爱,赢得几多诗人作诗称叹,上下百姓争相效仿,正所谓“伎进胡音务胡曲”,“洛阳家家学胡乐”。对这些外来音乐,唐朝廷一方面大胆引进,如把康国乐、安国乐以及龟兹乐、疏勒乐、高昌乐、天竺乐、高丽乐列入国家大典运用的十部乐之中;但对不符合国情的玩意儿则加以禁止。如在入冬时节表演的泼胡乞寒戏,以其衣着不洁,露体不雅而下令禁断。

     波斯与阿拉伯商人也在这一时期或从陆路,或从海上进入唐朝,他们以经营珠宝著称,动辄获利巨万。通过他们,菠菜、蜜枣、胡饼、三勒浆等食品及吞刀吐火之类的杂技进入唐朝社会;而造纸、织锦等手工业技术也辗转传至西方世界,使那里的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

     随着西域胡人的到来,其信仰的伊斯兰教以及祆教、景教、摩尼教等也在唐朝内地传播。这些外来宗教,特别是早已在中国流传的印度佛教,渗透到唐朝社会的方方面面,对哲学、文学、语言学、建筑、艺术等均产生了巨大影响。

     外国人及外族人影响于唐朝社会的,还有衣食化装,流行时尚。唐朝初期,社会风气还比较保守,妇女出行时头戴幂篱,长可过膝,遮蔽全身。其后学胡人,戴胡帽,穿翻领开襟胡服,至盛唐或衣半袖裙襦,袒胸露面,无复遮蔽。仕女化装追求时兴,如发型仿效少数民族,有乌蛮髻、椎髻;面饰则有吐蕃妆、回鹘妆等。至于餐桌上的饭菜,也在变换花样,开元年间,宫廷御馔“尽供胡食”。

     开元、天宝时期,大量外国人及周边少数民族充斥长安,长期与汉人杂居,相互习染,社会风气一度甚至出现了“胡化”苗头,引起世人的担忧。但唐王朝不但没有禁止,反而积极吸纳外来文化的精华,不断丰富自身营养,将胡风夷俗,融聚为中华文明,创造出更加绚丽多彩的盛唐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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