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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青铜时代的金属记忆  

2007-03-29 08:27:32|  分类: 文史艺术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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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宝鼎

  鼎是中国远古青铜时代的沉重见证。在上古时代,传说禹铸九鼎,以象九州,传夏、商、周三代,成为王权象征,以至于后世以问鼎指代觊觎王权。而在最初,鼎只是一种附有支架的圆形烧锅,在数千年岁月中其地位上升为立国之重器,远远超出了寻常炊器的命运。朱大可的鼎文,试图从历史政治与历史文化的角度,揭示华夏民族政治礼器的文化语义及其兴衰的内在原因。面对当下盛行的倡导汉服或尊儒读经等一系列复古运动,试图探求一条更为“基础”的道路或许是学者的当务之急。对于上古时代“器物文明”的反省,不是为了迎合文化恋旧癖的陈旧趣味,而是为了从对历史遗存的现代阐释中,探寻文艺复兴的内在契机。

  1 鼎的神秘来历,它究竟是谁发明和设计的?

  鼎是所有传统器物中最凝重的一种。许慎在《说文解字》里形容它有三只脚和两个耳朵,是烹调五味的宝器。它的庄严器型和沉稳身躯,正是它日后饱受尊敬的原因。但没有人知道它的真正来历。它是谁的发明和设计?它究竟来自何方?又为什么会从历史中悄然消失?我们仅仅知道,越过早期农耕时代的繁华景象,鼎在华夏国家主义体系里的地位变得日益华贵,远远超出了寻常炊器的命运。

  制造鼎器的初始材料只是脆弱的陶土而已。这种圆形陶鼎,最早出现在仰韶文化时代(前5000-前3000年),以后被龙山文化所吸纳,进而成为诸帝国制造铜鼎的样本和依据。但在彩陶(仰韶)和黑陶(龙山)时代,陶鼎不过是最普通的炊器,也即锅(釜)和支架的复合物,用以烹煮饭菜。它在日常生活中与石器、骨器和玉器相混,并未显露异乎寻常的地位。鼎必须经过材料革命,也就是跃入青铜时代,才会放射出神奇的光辉。

  浇铸铜鼎的历史,一直被追溯到黄帝的年代。司马迁在《史记·封禅书》里宣称:黄帝采集首山的铜矿石铸鼎于荆山之下。但这个传说至今未能从考古学那里得到证实。甚至就连黄帝本人的性别乃至真伪,其实都很值得仔细争辩一下。

  早期的历史学家们大都以为,是夏帝国(前2070-前1600年)而非黄帝,打开了铸制铜鼎的伟大历史。但他们却在究竟哪位国王是发明者这一点上出现了分歧。

  夏禹派认定,正是夏的开国君主禹本人发明了铜鼎。王子年《拾遗记》记载说,当年禹王铸造了九个大鼎,选择阴性矿石制成阴鼎,又选择阳性矿石制成阳鼎。鼎成之后,天空上出现了异常的景象:太白金星在大白天跑了出来,而九个太阳从此高悬天空,再也不肯西沉。

  魏文帝曹丕是夏启派,宣称是禹的儿子启首次铸造了铜鼎。在《典论》里,他援引先贤墨子的话说:启派大臣飞廉到遥远的昆吾山去掘采铜矿石,这种精神感动了昆吾山的大神,就让他采到了珍奇的矿石。启又让铸造工程师翁乙以神龟为柴禾,将这些珍贵的矿石炼铸成了宝鼎。

  第三种声音则来自盛世派,这派拒绝实指具体的国王,而是用“虞夏之盛”来虚指那个年代,例如《左传·宣公三年》和《史记·楚世家》都分别记载,当年夏代兴盛的时候,夏人用九州进贡的矿材造了九鼎。这个说法,小心回避了谁是发明者的历史难题。

  南朝的虞荔在《鼎录》里以专业“鼎学家”的身份,对鼎的起源作了总结性陈述,它宣称,就在当年虞夏帝国兴盛的年代,九州都派来使节,进贡各地的矿石,夏帝国就用这些材料铸成九座大鼎(象征统治九州的权力),上面铸有奇形怪状的山川百物,以便让人学会分辨神明和鬼怪,不至于遭受伤害,以捍卫生活的吉祥。鼎就这样成了“华夏第一朝”的象征,并且逐渐成为帝国的最高符码。

  2 古代汤人是中国历史上最暴戾的民族之一,他们的狞厉面容浇铸在铜鼎上

  鼎是中国历史上最神奇的炊器。一部叫做《应瑞图》的文献描述说,真正的神鼎懂得事物的吉凶和生死,能调节自身的重量,还能自行移动和停止;无须薪火就能加热无须汲水就能自满,无须厨子就能烹调出各种美味;只要统治者兴盛了它就出现,王国衰败了它就离去。这是多么古怪的器物。它是神灵的物体,敏锐地感应着政治格局的变化,并且上升为青铜时代的器物领袖。

  鼎由青铜(金)制成,被放置于泥土(土)夯筑的祭坛上,里面盛放着汤羹(水),却要在其底部插入薪柴(木),用烈火(火)加以焚烧,鼎就此蕴含了“五行”的全部元素。但“金”才是其中的核心元素,它是青铜时代的沉重标志,同时又在烹煮进程中体现了与粮食的亲密联盟。

  鼎的语义是这样逐渐形成的:它最初只是一种附有支架的圆形烧锅,并暗含着对美食的无限期待,由此转义为占有食物的单一权力,最后上升为国家(食物垄断集团)的总体权力的代码。此外,铜鼎的铸造工艺繁复,需要炼铜炉、坩锅、风箱、模具等设备,高级冶炼技术及焊接工艺的支持,加上原材料开采艰难,成本昂贵,非寻常猎人和农民所能为之,只能是国王和贵族的垄断品,这就从另一个逻辑支点,强化了鼎的权力语义。

  鼎由炊器转变为礼器,由圆形(锅的自然形态)转为方形(九州大地的隐喻),意味着它把日常政治的口唇快感,擢升为香气四溢的权力政治仪式。作为华夏民族的美食政治学的标志,鼎成了“民以食为天”法则的基石。

  然而,尽管夏人铸造铜器的能力,可以从河南偃师二里头夏城遗存那里得到证实,但结果表明,那个据说是当时远东最大的都市,却只能生产爵、刀和少量饪食器(鼎的初级形态)之类的小型器具。史籍所描绘的“九鼎”的庞大身影,始终躲藏在历史铁幕背后。这个“考古学破绽”,令那些从事“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官方史学家深感头痛。

  真正把铜器推向高潮的只能是商帝国的猎人们。“汤”有热水和菜汤的双重含义,但在商帝国,由于鼎锅的非凡地位,它的羹汤语义似乎变得更加突出。这是商的第一个国王子履的政治谥号,这个封号以后扩散成了整个帝国的乳名。这是世界上惟一用热羹汁命名的种族。这个语词经过扩散之后,还要喻指所有经过加热烹煮的食品。在猎人时代以及农业时代的童年,中国人已经确立了美食在其文化基因谱系里的核心地位。

  这是青铜时代美食政治学的高峰。在那些沉重的鼎锅上,镌刻着伟大帝国的口唇期梦想。汤人继承了夏帝国的工匠和工艺,并在孔雀石之类的铜矿石中按比例加入锡,冶炼出超过红铜硬度一倍的青铜,器具更加保温耐用,肉类食物的烹煮力急剧上升,这场材料革命,令汤帝国成为中国文明进程的最大转折点。汤人铸造的铜鼎,最大的重达0.8吨,至少要有10条壮汉才能搬动,它同时还发展出汤鼎、汤镬、汤锅、汤盘、汤碗、汤匙等各种与汤(食物)有关的用具。国家筵席的盛大规模和繁杂程序,由此可窥一斑。

  在剽悍的猎人的经营下,狩猎业变得异常兴旺,同时,汤的农耕技术也日益成熟,种植业气象盛大,双双成为美食政治取之不竭的源泉。经过强力烹煮的肉食利于消化,汤人的体能就此获得大幅度改善,变得更加孔武有力。他们高举沉重的青铜兵器,展开永无休止的战争,成为远东地区最凶悍的征服者。

  但汤人并不是鼎器之食的惟一消费者。它更是众神的食物,被放置于高大威严的祭台,成为那些繁复的祭神仪典的中心。众神心满意足地享用着丰盛的宴席,他们的法力庇佑着狂热的战争贩子。这是国王兼大祭司所得到的热切回报。

  根据《搜神记》眉间赤传说可以推断,铜鼎的另一个功能,就是用来烹煮战俘,以他们的肉身向众神献祭。汤人是中国历史上最暴戾的民族之一,保持着猎人的杀戮天性。他们的狞厉面容浇铸在铜鼎上,以“饕餮”的名义,向尘世发出嗜血的热烈呐喊。

  这种祭器与刑具相兼的特征,一直延续到了周朝暮年。公元前536年,郑国的执政子产将法律条文铸于鼎上,引发轩然大波,23年后,晋国的赵鞅和荀寅也把刑法铸刻在鼎壁上。鼎与酷刑的关系,竟是如此的亲密无间。但越过数千年岁月,火焰早已在祭坛上熄灭,绿色的锈迹爬满了铜鼎,汤人及其继承者的形象,变得模糊而柔和起来,犹如一群推销和平的使者。鼎在丧失了杀戮语义之后,竟然成了和睦友谊的象征。这就是历史的反讽,它要在毁灭人的器具面前赞美人、法律及其伟大的文明。

  3 颜率以三寸不烂之舌,把利欲熏心的齐王吓倒了

  鼎锅在获得国家册封之后,就由民生期进入仪典期,继而又由仪典期,向着传奇期大步飞跃,此时,关于九鼎的材质、形态和体重,已被蓄意夸大,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历史上甚至出现过有关“金鼎”的传说。《太平广记》称,就在前秦苻坚帝建元五年,长安有个樵夫在城南见到一只金鼎,立刻跑回城去报告苻坚。苻坚派人用车去运回金鼎,可是拉到城里后,金鼎却变成了铜鼎。这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金鼎变形记”,它要从材质方面验证鼎的尊贵和神奇。

  东周年代,随着周王室的衰微,诸侯开始有了“问鼎”的野心,据说就连梁国这样的弹丸小国,都曾厚着脸皮打过九鼎的主意。《左传》说,当年楚庄王为讨伐外族入侵者来到洛阳,在周天子境内检阅军队。周定王派大夫王孙满去慰劳,楚庄王借机询问周鼎的大小轻重,暴露出篡夺王位的企图,一时成为各国的政治笑柄。《战国策》的另一则记载还告知我们,当年的超级大国齐国,仗着强大的武力,向周王朝索取九鼎,周王派了手下大臣颜率前去劝阻,用了一番虚张声势的言辞,居然把利欲熏心的齐王给吓住了。

  颜率对齐王形容说,周武王伐殷获得九鼎之后,仅仅为了运送其中一鼎,就动用了9万人马,若是九鼎加起来,共需81万民工,加上负责安全的士兵、指挥搬运的工匠、运送给养的人员,还要有相应的搬运工具和被服粮饷等物资,必须动员的人力和物力,将达到惊人的规模。齐王听罢,自忖国力有限,只能打消搬走九鼎的念头。颜率以三寸不烂之舌,消除了周王室的政治危机,这个案例,成为以软抗硬和以小胜大的范例。

  按照颜率的算法,假如一个壮汉能够抬起50公斤物体,9万人能抬起的鼎锅就有可能重达450吨,相当于一个现代中型城市一天的垃圾总量,而其高度则类似于五六层的楼房。目前世界上的最大铜鼎,由中央政府于2005年赐给新疆,分鼎身和底座两个部分,总共重达56吨,高约10米,鼎身(不包含底座)的规模,尚不足夏鼎的十五分之一,即便如此,在技术现代化的条件下,它仍须分拆后才能运到现场。其制造和运输规模之浩大,足以“震慑人心”。

  因此,那些被先秦政客无限夸大的数据,不能作为认知九鼎的依据。但鼎锅的传奇语义,却在这种政治修辞中急剧增殖,变得日益神奇起来。它不仅材质尊贵,身躯沉重,而且能够感应朝纲,对国家的德行,作出正确无误的判断。鼎是亚细亚国家主义的象征,是美食、享乐、尊严、礼仪、等级、秩序、权柄乃至暴力的标志,但它又拒绝与极权者(暴君)、篡权者(伪君)和败亡者(丧国之君)合作。这种鲜明的政治风格,跟玉器家族的气质遥相呼应。

  虞荔的《鼎录》记载说,当年九鼎被大禹铸造出来之后,就放在国都。夏代的最后一个君主桀,昏聩暴戾,被商王成汤一举推翻,九鼎便被搬到商的国都,跟新王朝建立了蜜月关系。商朝末年纣王暴虐,又被周人推翻,九鼎被搬到一个叫做“郏襷”(一说洛阳)的地方,跟新政再结同盟。后来到了周显王年间,也就是春秋时代,诸侯日益强大,周帝国走向衰亡,但这次九鼎却一反常态,没有向新霸主表达敬意,恰恰相反,基于对嬴政的极权统治不满,它大义凛然,拒绝归顺秦帝国,竟然自己飞到彭城(近江苏徐州)附近的泗水里沉没,俨然一次自杀仪式,另有记载说它落水时还发出嘤嘤的哭泣声,其场面悲壮凄厉,天地都为之变色。

  4 史学家顾颉刚单手击碎九鼎神话

  九鼎的这种非凡气节,为整个铜鼎家族蒙上了灵性的光环。它看起来就是士大夫精神的卓越化身,向我们传递着知识阶层关于尊严、礼仪、道德和国家主义理想的不朽准则。

  但关于九鼎的拙劣和记载,除了明显的修辞式夸张之外,还充满各种不合逻辑之处,由此引发了历史学家的强烈质疑。司马迁在《史记·秦本纪》记载说,早在秦昭襄王五十二年,周民东亡,九鼎就已被秦国攫取;耐人寻味的是,就在《史记》的另一章节《秦始皇本纪》里,嬴政操办登基大典,制订各种繁复的律法,但那些到手的象征最高权力的九鼎,居然没有被纳入新的国家意识形态体系,完全不符合嬴政好大喜功的政治逻辑,而后,司马迁的记载再一次出现了错乱,他描述嬴政在到蓬莱送徐福出海之后,特地绕道彭城,调遣上千民工下泗水打捞九鼎,结果一无所获。《史记》里的九鼎,就这样忽隐忽现,若有若无,其情状变得相当古怪。

  为了给《史记》修补破绽,唐代学者张守节在《“史记·秦本纪”正义》里解释说,周赧王十九年,秦昭襄王运九鼎回国,其中一鼎飞入泗水,余下的八只,还是运到了秦国,因此,秦始皇后来打捞的,只是那座飞走的单鼎而已。但这没有史实根据的说法,未能挽回司马迁的面子,反而形成新的逻辑难点:那剩下的八鼎,又究竟身在何处?秦亡之后,汉帝国接管秦的玉玺,却没有向亡国之君追究八鼎的下落。权威的《鼎录》,记载了从汉高祖刘邦到魏文帝曹丕之间绝大部分铸鼎事件,也对八鼎只字未提。这其中的蹊跷,也很令人费解。

  清人王先谦在《汉书补注·郊祀志》里解释了《史记》里的矛盾,他认为九鼎从未落入秦人之手。当年为防止诸侯染指,再加上本朝陷入经济危机,货币严重短缺,周王室不得不秘密熔鼎铸钱,而对外则散布谣言,宣称九鼎自己飞入泗水,葬身河底,藉此掩人耳目。就连秦始皇和司马迁都受到了这种谣言的愚弄。这套象征国家威权的伟大器物,其实早已从中国版图上销声匿迹。

  然而,王先谦的大胆推测,也是以夏朝和九鼎的存在为逻辑前提的。但在《古史辨》里,史学家顾颉刚釜底抽薪,说出了更加惊世骇俗的观点。根据对甲骨文字形的辨析,他认为禹是一条毛虫而已,夏是虚构的王朝,而禹铸九鼎,更是子虚乌有的事件。中国历史谱系的辉煌起点,遭到了疑古派学者的迎头痛击。而考古学家在偃师二里头的反复发掘,始终未能证实夏帝国九鼎铸造伟业的存在。鼎锅神话的危机,仍然高悬在官方史学界的上方,像一把犀利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5 历史上身患“铜鼎综合征”的皇帝们

  世界上还从未有哪个国家像商那样,把一口煮饭烧菜的大锅,当作自己的权力象征,并且赋予其无限崇高的意义。但它所蕴含的各种弊端早已暴露无遗。

  鼎锅制造的奢靡之风,在纣王的时代达到了顶峰。司母戊鼎就是一个范例,它的规模和器型都已达到商鼎的巅峰。帝国的各级贵族,以鼎和美食为尊,而纣是筵席之王,被无数大大小小的铜鼎所环绕,沉陷于醉生梦死的境地。为了讲究体面的排场,鼎器的规模愈大,烹煮时投放的材料也愈多,向民间的征派也日益繁杂;周壁愈来愈厚的铜鼎,需要消耗大量柴禾才能加热,由此发轫了中国的林木滥伐传统;频繁的仪典,场面盛大,却远远超过食客肠胃的容纳程度,导致菜肴的严重浪费;日益沉重的铜鼎搬运极为不易,需要强征和役使更多的仆夫,而这对于继续保持狩猎传统的汤人而言,却是一个极其沉重的负担。

  我们已经看见,王室对民间和大自然的狂征暴敛,加剧了社会冲突,一种叫做“铜鼎综合征”的政治疾病,在商代开始蔓延,又随着“九鼎”传染给周人,并且在周幽王那里再次恶性发作,导致西周帝国的败亡。沉重的铜鼎改变了汤人的广阔战地,使之被迫彻底放弃游牧的习俗。经过数百年的农业驯化,剽悍的猎人变得无限温存起来,它甚至不能抵抗犬戎这样的小型游牧部落的袭击。铜鼎与其说是社稷稳定和谐的象征,不如说是国家灾难和病变的征兆。

  在经历了极权和暴政之后,鼎锅的伟大形象开始动摇。鼎的晚期叙事,已经出现了浓烈的讽刺元素。这种痛切的反思精神,在整个汉代民间弥漫,甚至成为汉墓画像砖上的普遍主题。山东嘉祥出土的“泗水捞鼎”画像石浮雕,刻画了秦始皇打捞铜鼎的狼狈场景———就在鼎被捞出水面之际,系鼎之绳被鼎中伸出的龙嘴一口咬断,结果鼎又再度落回水中。嬴政借鼎独裁的超级理想,顿时化为乌有。

  这是针对暴政的话语反抗,它同时还发展为对鼎的神性本身的猜疑。《史记·封禅书》记载说,当年黄帝在首山采集铜矿石,在荆山下铸造巨鼎。鼎完工的那天,有大龙从天上垂着胡子来迎接黄帝。黄帝骑上龙背之后,群臣和后宫佳丽70多人都跟着爬上了龙身。剩下那些职位低下的小官臣上不去,只好拉住龙的胡须,结果因为分量太重,龙须被扯断,大家都摔了下来,就连黄帝身上背的弓,也被扯掉了。人民仰望黄帝升天,于是只能抱着遗下的弓和龙须失声痛哭。整个场面混乱可笑,犹如一场拙劣的闹剧。

  汉武帝刘彻并不懂得前朝败落跟铜鼎的内在关系。他孤独地坚守着关于鼎的神学信念,确信这种器物具有镇压反叛和维系社稷的神力。据虞荔的《鼎录》记载,公元前99年,山东泰山和琅邪一带农民在徐勃率领下发生暴动,擒杀郡守和都尉多人,武帝下令军队全力围剿。为了彻底解决山东农民的谋反问题,汉武帝事后亲自巡视山东,并专门铸了三足鼎放于泰山,鼎身高约4尺,用铜和银的合金铸成,形状如瓮,其上用篆体刻着皇帝的祷文:“登于泰山,万寿无疆;四海宁谧,神鼎传芳。”意思是我的生命像泰山一样永恒,天下像鼎一般稳定太平,而宝鼎则散发出神圣的香气。

  这是一次针对宝鼎乌托邦的无力的书写。《鼎录》使我们获悉,这种铸鼎立言的方式,在整个汉代薪火相传,成为刘氏王朝的基本政治策略。但随着铁器时代的成熟,皇帝跟民众的分歧日益严重。就在武帝统治的时代,规模巨大的民用铁器托拉斯已经形成,少数铁器制造商垄断了整个远东地区的生产和销售,而铁器成了农业耕作和日常生活的基本元素。用以生火的立体支架再度出现,鼎的支足沦为画蛇添足的累赘。8000年前的锅子获得了重生,但它的材质已由陶土变成了生铁。铁锅彻底取代铜鼎,成为百姓灶台上的主体。在历经近千年的“铜鼎综合征”苦难之后,鼎器黯然退出了华夏民族的历史空间。

  锅就此回到了它的原初形貌。它本来就是人民的器皿,从属于柴米油盐之类的平凡事物。由于锅的起死回生,美食不再为统治者和贵族所专有,而是成为人民餐桌上的日用品,重新散发出美妙的世俗气息。而鼎则变成一种美妙的帝国记忆,它时常闪现在皇帝的梦里,展示着昔日政治筵席的浮华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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