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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时期的抗震救灾  

2008-12-22 18:54:00|  分类: 文史艺术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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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处于环太平洋地震带与阿尔卑斯——印尼地震带之间,加之还有横贯西部南北向的中枢大地震带等几个自成体系的地震带,自古以来我国就是多地震的国家之一。由于地震往往给人们的生命财产造成损失乃至巨大损失,成书于春秋时期的《诗经》和晋代出土于战国墓的《竹书纪年》就有我国早期发生地震的记载。西汉时期,地震作为《五行志》中的“灾异”,开始见于《汉书》之中;到了东汉,地震作为《五行志》中的“灾异”,不仅详细收进了《后汉书》之中,而且还设置了“地震”、“山崩”、“地陷”等条目。同时,从《汉书》和《后汉书》帝王纪中也可以看到一些赈灾情况。另外,由于张衡候风地动仪的发明,从东汉顺帝起开始了“令史官记地动所从方起”的历史。 

        发生了多少次地震 

        据《汉书·五行志》“灾异”记载,在西汉皇朝统治的214年里,至少发生过8次地震(不含山崩5次)。其中5次为强震或较为强烈的地震,时间分别为公元前193年正月,“地震陇西,压四百余家”;公元前186年正月,“武都山崩,地震,至八月乃止”,“杀七百六十人”;公元前70年四月壬寅,“地震河南以东四十九郡,北海、琅邪,坏祖宗庙、城廓,杀六千余人”;公元前26年二月丙戌,“犍为柏江山崩,捐江山崩,皆江水,江水逆流,坏城,杀十三人”。“犍为地震,积二十一日,百二十四动”;公元前7年九月丙辰 ,“地震,自京师至北边郡国三十余,坏城廓,凡杀四百一十五人”。 

        东汉时期的地震。文献记载较为详细,且具以下特点:一、地震次数多。从《后汉书·五行志》“地震”条可知,自刘秀建国至献帝亡国的195年里,东汉至少发生过60余次地震(部分应为余震,不包括山崩、地陷、地坼、判解24次)。其中一年内发生两次或两次以上的地震23次,连续4年,5年,6年内年年发生地震的情况各1次。酒泉表氏县地震在跨年度后,余震多达“八十余动”;凉州部六郡,地震则高达“百八十次”。二、地震范围广。在东汉发生的60余次地震中,震区波及1至10个郡国的42次;11至20个郡国的11次;21至30个郡国的5次;40个以上郡国的2次。京都洛阳与郡国同时发生地震的8次。公元138年发生于京都与陇西地震,两地相距约700公里。三、地震烈度大。公元144年正月,发生于凉州部六郡的地震,“山谷坼裂,败坏城寺,伤害人物”;公元180年秋至次年的酒泉表氏地震,“涌水出,城中官寺民舍皆顿”。四、地震时间相对集中。在东汉发生的60余次地震中,有34次发生于公元92年至公元139年的47年中。 

        怎么救助灾民 

        由于受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与人类社会认识水平的双重局限,在频繁又多强烈的地震面前,两汉统治阶级总是把自然灾害与当时的社会政治扯在一起,用唯心主义的观点加以阐释,结果不仅动摇了统治阶级自身抗震救灾的决心,贻误了抢救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宝贵时间,而且给社会带来了许多不安定因素;或表现出惧怕、无奈与冷漠的态度。也有一些帝王从维护封建政权的长远利益出发,采取了一些赈灾措施。 

        西汉时期的地震,分别发生于惠帝刘盈、高后吕雉、武帝刘彻、宣帝刘询、哀帝刘欣等几个帝王统治的时期。在严重的自然灾害面前,有“宽仁之主”的惠帝、“女主制政”的高后、“雄才大略”的武帝,均未作出赈灾的任何反应,表现出无奈与冷漠的复杂心情。帝王之中只有宣帝、哀帝采取了一些相对比较积极的赈灾措施。据《汉书·宣帝纪》记载,发生于公元前110年河南郡以东的地震,是我国两汉时期震区范围最广、杀伤人员最多的一次灾害。受灾面积约占西汉末年103郡的近50%,其死亡人数约占西汉地震死亡人数的71%。地震发生后,刘询自言“朕甚惧焉”,在惊魂未定中采取了6条赈灾措施:一、丞相、列侯、两千石级以上的官员,要全面咨询儒家经学大师,有无“御塞灾异(地震)”的办法;二、令三辅地区,太常、内郡国举贤良方正各一人,以询访政治得失;三、律令条文废除后有利于“安百姓”的,经奏准可以废除;四、被“地震坏败甚者,勿收(当年)租、赋”;五、大赦天下;六、因宗庙遭破坏之故,皇上穿“素服”,五天内不在正殿朝会。发生于公元前7年的地震,哀帝同其先帝一样,当看到“郡国比比地动”后,亦“战战兢兢”,甚为“惧焉”。之后,采取了略异于宣帝的3条赈灾办法:一、派遣光禄大夫巡行灾区,检查登记受灾情况;二、赐送死者置买棺材钱币,每人三千;三、往日受洪水灾害及这次受地震灾害的郡县,受灾面积在十分之四之上,老百姓财产不满十万的,可以不交当年的田租赋税。 

        东汉时期的赈灾。公元46年的地震,因烈度大,震级高(6.5级以上),且发生于东汉开国皇帝刘秀的家乡南阳而倍受最高统治者的关注。地震发生后,刘秀制诏曰:“日者地震,南阳尤甚。夫地者,任物至重,静而不动者也。而今震裂……灾殃将及吏人,朕甚惧焉”。于是,他迅速下达了5条诏令:一、免除南阳郡当年内的田租和喂牲口的草料,派谒者前去落实;二、在戊辰以前判处的死罪重犯,减轻罪行一等。其他囚徒放开脚镣,可以穿丝绸衣服;三、在地震中压死者,每人赐棺材钱三千;四、拖欠赋税而庐宅在地震中遭受严重破坏者,不要补缴;五、官吏、平民被压死,而家贫穷无力收尸者,郡县可以花钱雇人,寻找尸体帮助安葬。刘秀的赈灾措施对以后诸帝有重要影响作用,但也有一些例外情况。公元121年地震,安帝刘祜“赐死者钱,人二千”,“其被灾甚者,勿收口赋”;公元128年地震,顺帝刘保诏:“实核伤害者,赐年七岁(时儿童流行陶棺葬)以上钱,人二千,一家被害,郡县为收敛”;公元138年地震,顺帝诏“尤甚者勿收口赋”; 公元149年地震,桓帝刘志诏:“其有家属而贫无以葬者,给直,人三千,丧主布三匹”。其有家属而无地埋葬者,可葬在官之余地,“表识姓名,为设祠祭”。工徒生病,要给予治疗和发放药物,“死亡厚埋葬”。“民有不能自赈及流移者”,按规定救济粮食;公元154年地震,桓帝诏:凡车轿服饰制度有过于奢侈和铺张的地方,应加以裁捐节省。“郡县务存俭行”; 公元180年至181年的地震,灵帝诏酒泉表氏地,“县移处,更筑城廓”。 

        在东汉发生的60余次地震中,前后只有9次抗震救灾的记录,且诸帝的善行义举是十分有限的。他们除了给死人“赐”一口棺材,为活人减免一年田赋,或有条件的减免一年田赋外,剩下的只有对其祖宗的悼念,这既是封建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对低下的一种表象,又是封建地主政权非人民性的本质所在。 

        张衡预报地震无果的意义 

        频仍又多强烈的西汉地震,发生于家乡南阳的东汉地震,伴随自己一生出现的30多次其它地震,地震给人民生命财产所带来的巨大损失,抗震不力甚至无所作为的两汉政府,以及太史令署不可推御的记录、整理、报告地震的职责,是张衡产生研制预报、观测地震仪器,并形成以“预防为主”的抗震思想的基本出发点和归宿。 

        据《后汉书·张衡传》载,张衡(公元78—139年),字平子,南阳西鄂人。他一生曾两次出任东汉皇朝太史令署太史令一职。第一次为公元115年,时年38岁,在职6年。第二次为公元126年,在职8年,两次合计约占张衡一生从政时间的三分之一以上。由于他“善机巧,尤致于天文、阴阳、历算”,使他在中年之时走上了太史令一职。在此位置上,他先后碰上了公元115年、116年 、117年、118年、119年、121年九次地震(其中公元116年、119年、121年分别为一年两震),此间发生于公元119年二月的地震殃及京都及42郡国,冬季地震殃及8郡国;发生于121年九月的地震殃及35郡国,三次地震均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令张衡心灵不安的是,对于公元119年的地震,安帝竟然没有采取任何赈灾措施。无法规避的天灾杀手,最高封建统治者的冷漠与无奈的态度,使整个太史令署陷入痛苦的思索之中。面对地震,也就是面对“坏败城廓、民室屋,压杀人”,仅仅“掌灾异”,“记地震”是很不够的,是不能解决地震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任何困难的。只有及早介入地震观测,研制出一种能够在震前测试出即将发生地震的仪器,像天气预报那样,提前报告给灾区人民,使太史令署由“马后炮”变成“马前卒”,便成了以张衡为首席科学家的科研小组的第一要务。此说虽然缺乏更多材料支持,但可以肯定的是任何一个地震研究者都不会把“马后炮”作为研究的目标,张衡更不会例外。遗憾的是,地震是在地下深处发动的非常活动,即使今天的仪器也无法直接观测到震源的物理状态及其发展变化。加上影响地震发生的地质因素十分复杂,就是张衡有一种预报地震发生的时间、地点、强度的良好愿望,或者说研制出了一台这方面的样机,在实践中也无法测出孕震阶段、临震阶段地壳内部地应力或应变能量不断积累和释放的过程。 

        并非因张衡研制预报地震的仪器无果而被调出了太史令署,而是公车司马令一职远远高于职卑秩鄙的太史令。或许因张衡“内识利钝,操心不改”之故,于49岁“复为太史令”。复职后的第三年,即公元128年“正月丙子,京都、汉阳地震”。震源可能在西部的汉阳,“室坏,杀人,地坼涌水出”。据统计,这次地震是刘秀建国以来第29次地震,张衡出生以来第27次地震,两次出任太使令一职以来第10次地震。灾区人民的痛苦声音与朝野讥讽、抨击的声音交织在一起,使张衡更加感到太史令一职担子的沉重,研制预报、观测地震仪器的必要和重要。 

        在研制预报、观测地震仪器的过程中,张衡有句名言,那就是“人生在勤,不索何获”。在“如川之逝,不舍昼夜”的探索后,张衡及其太史令署一班子科学家终于於公元132年研制成功了中国第一台观测地震的仪器——候风地动仪。《后汉书·张衡传》用196字记载了人类这项伟大创举。云:“如有地动,尊则振龙机发吐丸,而蟾蜍衔之,振声激扬,伺者因此觉知,虽一龙发机,而七首不动,寻其方向,乃知震之所在。”显然,如无地动,也就是无“风(即地震波)”可候,尊是不会振龙机发吐丸的。由此可以看出,候风地动仪没有实现预报地震的目标,但收到了测试地震方位的结果。 

两汉时期的抗震救灾 - 翘楚 - 翔宇沙龙

候风地动仪

        候风地动仪研制成功后,立即被投入到了地震的观测之中,先后测试出了公元133年、135年、137年三次发生于候风地动仪脚下的洛阳地震。因为此三次地震均系洛阳有感地震,所以,候风地动仪的“妙”处尚未引起朝野的关注。公元138年“二月乙亥,京都、金城、陇西”三地发生“地震裂”,一龙机遂即吐出了铜丸,而洛阳“地不觉动”。正当“京师学者咸怪其无征”之时,驿者送来了“地震陇西”的报告,“于是皆服其妙”。 “地震陇西”,而京师“地不觉动”,说明在洛阳以外有千里之遥的陇西地震是一次弱震。一次弱震能在候风地动仪上有所“振声激扬”的反映,它有力地说明了此仪器的灵敏度和准确性均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故时有“验之以事,合契若神”的美誉。 

        候风地动仪的研制成功,虽然没有解决当时人们寄希望的能预报地震发生时间、地点和强度,以便有所防范,减少地震损失的目标,但毕竟在人类防震减灾的道路上迈出了极其重要的一步。就候风地动仪而言,则是一台“自书典所记,未之有也”的“中国制造”,比西方同类仪器的出现早约1700年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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