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翔宇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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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化视角下的现代化农民工  

2008-02-02 19:48:53|  分类: 翔宇沙龙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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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不远人:儒家文化与农民工的关系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曾在两千年封建社会里独占风骚,指引着中国人的思想,近代以来,才渐渐失去文化领域的主导地位。不过,由于在中国,儒家赖以产生的小农经济和农村社会环境并未彻底转变,加以意识形态本身所固有的独立性和延承性,所以儒家文化在近百年里虽倍受批评和毁坏,但并未完全泯灭。尤其在农村里,它仍以家庭教育、口口相传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民间百姓。笔者小时在家里,常见长辈们在交谈中,喜欢用三种方式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一是引用“毛主席语录”,二是引用邓小平的言论,第三就是引用《三字经》和《增广贤文》中的语句。
         
        农民工出身农村,虽未受过系统的儒家文化教育,却必然具有一种儒家的文化心理,这种心理是零散的、自发的、飘忽的,却又内在的、深刻的、坚固的支配和影响着农民工。例如儒家文化中缺失了民主法制精神,便导致农民工在自身权利受到侵害时,要么忍气吞声,要么采取“暴力维权”的方式。
         
        由此,笔者认为,了解农民工,既要了解农民工当前生活的城市环境,也要了解他们所出身的农村环境,更要了解一下儒家文化。这就要坚持毛泽东同志所倡导的“古为今用”的原则,一是弃其糟粕,找到问题的思想根源,明白儒家文化在哪些地方、多大程度上阻滞了农民工;二是吸取精华,加强创新,发掘儒家文化的现代价值,为农民工群体服务,为现代化建设服务。
         
        当前,有如下几个问题,急需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来加以解决。
         
        慎独:农民工的组织化程度
         
        “慎独”是儒家的一个重要思想观点,强调一个人独处时,要小心谨慎,就像在大庭广众之下一样严格约束自己,《中庸》开章明义就说到:“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
         
        “慎独”理论充满了伦理色彩,对个人的道德自律要求很高,在血缘地缘密切联系的传统“熟人社会”中,的确具有很大的约束与督促作用。但在今天,从宏观上看,农民工离土离乡,跨县市、跨省、跨地区流动,“慎独”理论的监督作用失去了社会基础。从中观上看,农民工由于失业或半失业的关系,时常不在家庭、学校、企业等各种社会组织之中,是“社会人”而非“单位人”,“慎独”理论的约束作用失去了组织基础。从微观上看,农民工中大多是青年,青年大多情绪波动很大,情感充沛,思想活跃,自制力较差,言行容易越轨,“山上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慎独”理论的引导作用失去了心理基础。
         
        无组织就无纪律,农民工的组织化程度,直接影响到他们自身和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因此,党政有关部门,要践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举措,一要加强普法教育,提高农民工的法律素质,引导他们成为具有理性精神的现代公民;二要加强思想道德教育,使农民工学会用文明礼仪规范自己的言行;三要按照宪法、工会法、劳动法、党章所规定的组织制度,提高农民工的组织化程度,扩展党、团、工、妇组织在农民工群体的覆盖面,扩大党的阶级基础,将农民工纳入第二故乡的政治体系。
         
        有教无类:农民工的培训教育
         
        在先秦诸子百家中,儒家是最重视教育问题的,儒家创始人孔子打破“学在官府”的局面,开私学之先风,门下弟子达三千之众,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教育家,至今仍受到乡间农民的膜拜和祟敬。孔子的教育公平思想——“有教无类”,《论语》、《大学》、《中庸》、《礼记》等儒家经典中所传承下来的一系列教育思想和学习方法,是非常宝贵、丰富而又科学的。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曾经,农民要跳龙门,实现向上流动,一靠读书,二靠当兵。现在,市场经济使农民多了打工这条出路。然而,农民的孩子在收入偏低的情况下,读义务教育也很困难;在教育不公平的体制下,他们上高中、上大学的机会很少。他们大多在勉强读完义务教育(许多孩子提前辍学)后,未经过任何职业培训就进入劳动力市场,从事着简单劳动,就业后也没有意识和机会去参加学习培训。他们年少无知,满脑子都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却不知道凭借什么来挣钱。“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培训教育的缺失,对农民工百害而无一利,对社会发展百害而无一利。
         
        首先,不利于农民工的发展。市场经济时代是专业化时代,市场经济日益发展,社会分工则日益细密,专业化程度也就越高。农民工的知识化、专业化水平,直接影响他们在社会分工中的岗位角色、社会地位、前途发展。由于文化素质低,没有专业技能,所以他们只能做最苦、最累、最脏、最危险、最简单的工作。所以,尽管他们付出了很多,但自主创新能力一直不高,收入也始终偏低。
         
        其次,不利于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没有培训、没有社保、没有劳动保护的经济增长是难以为继的,是不能实现科学发展的。作为生产要素之一的劳动力,必须同另一个生产要素即科学技术结合起来,才能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和集约型增长,推动产业升级。在西方经济学界,亚当﹒斯密、劳卡特、穆勒、舒马赫等人一以贯之的理论,就是强调最有价值的资本是对人的投资,认为教育是帮助穷人的最好方式。
         
        再次,不利于和谐社会建设。社会学家陆学艺认为,和谐社会的重要因素,在于社会阶层结构合理,即:使我国社会阶层结构由金字塔型向橄榄型转变;在橄榄型阶层结构中,两头小,中间大,中间阶层占据了人口的大多数。笔者认为,中间阶层的壮大,不能依靠人口的自然增长来实现,也不是靠高层的下向流动来实现。中间阶层发展的动力,中间阶层壮大的来源,正是数量庞大的、最基层的农民工。而农民工只有发挥主动性,在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过程中,完成专业化、知识化的转变,才能实现上向流动而进入中间阶层。
         
        值得注意的是,一个人的学习能力,假如在涉世之初的三五年内未能得到充分发展,则必将渐趋弱化,十年之后这个人的整体素质必将全部固化定型。也就是说,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农民工,要改变自己的文化素质,最佳时间在于三五年之内,最多时间在于十年之内。错过这段时间,要学习,要改变,就很难了。
         
        因此,笔者认为,教育培训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必经之途,当务之急是建立由政府、企业、社会相联系的培训教育体系,加强对农民工技能培训、引导性培训和学历教育,促进农民工以工促学,以学促工,知行合一,科学发展。
         
        与民同乐: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 
         
        像看好莱坞,吃肯德基,是美国文化在美国人生活方式上的一种体现一样。中国的儒家,不仅是一种思想理论,一种行为规范,也是一种世俗化的生活方式。儒家祟尚修身,注重人的内在精神的培育,讲究“宁静以致远”。孔子老先生,虽然有点“君子不重,则不威”,但他并不是一个苦行僧,他具有很高的音乐造诣,是个地道的歌迷和粉丝,欣赏音乐会“三月不知肉味”,又认为“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在儒家经典《礼记﹒乐记》一文中,则将礼乐教育上升到治国之策的理论高度。儒家哲学中的忧患精神,也带有“与民同乐”的意味,北宋范仲淹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成为古代读书人和官员的一个价值取向。
         
        在现代社会,人们对于休闲娱乐的需求更高了,人们的文化生活也更丰富了,黄金周、情人节、圣诞节、出国游、充电学习、读书、看报和上网,是风行在市民白领阶层中的生活方式和休闲方式。相比之下,作为最基层的、数量庞大的农民工阶层,其精神文化生活是非常单调机械的,“上班、吃饭、睡觉”是他们的生活模式。
         
        这样的生活具有很大的危险和隐患,因为,一个人的能力,体现在工作上;一个人的品位,体现在生活方式上;一个人的变质与失控,不是在“八小时之内”,而是在“八小时之外”。许多案例证明,农民工失足、走错路、违法乱纪的直接原因,都是由于精神生活单调,生活过得无聊与空虚造成的。
         
        人民的业余文化生活,是一个重要的“幸福指数”。因此,政府必须发挥文化职能作用,为农民工提供公共文化服务和公共文化产品,以丰富多彩的和谐文化来引导农民工度过一个丰富、充实、高尚的业余生活。
         
        止于至善:农民工人生观的现代化
         
        今天,我们正在进行着关于人、经济、文化、政治、社会的现代化建设,我们所处的环境,包括我们自身,都不是定型的,而是转型的。我们在认识世界之前,必须认识自我;在建设物质世界之时,必须加强自身建设。我们要向未来前进,就必须回顾过去,总结经验。儒家文化,是我们的老祖宗,我们的根源,我们的母乳,它在两千多年时间里,为中国人提供了灵魂的归宿和安身立命的人生哲学。
         
        其一,儒家对于人性有着深刻的认识,并重视启发人认识人性。如孟子认为“性善”,古代儿童启蒙教材《三字经》中开头就是“人之初,性本善”。人类对于真理的认识,总是渐进的。不管儒家的人性论是否适合当代,是否完全正确,我们所要借鉴的是,儒家的人性启蒙,能使人建立对于自我、对于他人的理性自觉,使人与人之间拥有相互了解的思想基础,拥有了相互交往的礼仪规范,最终达到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所以,我们固然无须认可性善,但不可放弃对于人性的认识,不可放弃对于他人的理解与沟通。我们固然无须接受儒家那一套繁琐的、拘谨的、婆婆妈妈的礼仪,但我们不可不掌握与其他的人、群体、阶层之间交往联系的方式。
         
        其二,儒家哲学中的方向感、目标感、秩序感、步骤感,能使人把握好人生的发展。儒家经典之一的《大学》,孙中山先生给予高度称赞,认为是“最有系统的政治哲学”,“我们政治哲学的知识中独有的宝贝”。《大学》的三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从根本上回答了做人的道理,给人生树立了一种系统的、明确的方向和标志。《大学》的“八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给人提供了一套可供操作的方法、秩序和步骤。
         
        今天,我们没有必要去做儒家式的“圣人”,但不可没有自己的人生方向,否则就会迷失自我,成了无头苍蝇和孤魂野鬼。我们固然无须过于循规蹈矩,但不可没有自己的秩序与步骤,否则就会腿脚慌张,步法混乱。
         
        在农民工中,很多是青年和尚未成年的青少年。在家庭教育中,他们的父母,无法教给他们一个现代化的人生观;在仅有的几年学校教育中,他们为考试而考试,不晓得为人处世的根本道理;在企业里,他们是 “经济人”和“工具人”,而不是一个全面发展的人。所以,这些年少的、幼稚的、单纯的农民工,在人生观的发展上,虽有一个好的宏观背景,但缺少具体的引导;虽正从传统向现代转型,但难免要摔跟头,走弯路,入歧途,出现信仰的缺失,精神的空虚,思想的迷茫。
         
        在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中,蕴有丰富的先进的人学思想,即全面发展的人学思想。《共产党宣言》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的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关于人的本质,马克思主义认为 “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就为我们认识人性,发展人性,提供了思想理论和科学方法。
         
        一切文明,都是开放的。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人学思想,与儒家的性善论的人学思想,一方面有着内在逻辑联系,另一方面比儒家更先进,能使我们从更高的层次来批判地继承儒家理论。一切文明,也都是发展的,是与时俱进的,所以,如何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儒家理论现代化,使古今中外一切文明成果大众化,而都能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是一个重大的课题。
         
        在毛泽东思想中,关于人生的目的,是曾经家喻户晓的一句话:为人民服务。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一个做人的标准,即“有理想,有文化,有道德,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很系统、很清晰、又很容易让人接受。当前,党中央所提出的“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是适应当代的人生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
         
        因此,我们的党政和社会各界,在当前有一个重大而紧迫的任务,就是要用科学发展观这一新时期的世界观与人生观,来帮助指导广大农民工群体在实现经济现代化、社会现代化、政治现代化的同时,实现人的现代化。
         
        这又要让人想起毛泽东同志的一句话:最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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