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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大儒许衡:传扬汉学促进一统  

2008-04-05 15:33:46|  分类: 文史艺术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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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古代政治文化发展史上,许衡占有一席之地。政治上,他官至中书左丞,是正二品的宰辅大臣;文名上,获谥“文正”这个封建时代士大夫的至尊名号,并进王封爵,入孔庙受祀。

许衡(1209.5.8~1281.3.23)

    40“闻道”,成为程朱理学在北方最专诚、最有力的拥护者和推行者

    许衡的一生经历了蒙金交战、金朝覆灭和金元转代的历史剧变。其家世代务农。青少年时期的许衡于困境中求生存,曾当过县吏,学过占卜之术,也当过蒙古兵的俘虏,后逃亡山东泰安,再迁河北大名。颠沛流离之中,一面艰难求学,一面教书谋生。30岁(1238)时应试合格,取得蒙古人承认的“儒籍”,生活才有所安定,并渐有声名。36岁时,他得知元世祖忽必烈的重要谋臣姚枢弃官隐居河南辉县的苏门山,便从河北赶来求学,因此读到南宋大儒朱熹标注的《四书》等程朱理学的典籍,抄录而归。经7年时间的研习和实践,到41岁时已心领神会。如同当时的许多北方儒士那样,他抱着“朝闻道,夕死可也”的兴奋心情,对朱熹的学识大为折服,“终夜以思,不觉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从此尽弃旧学,专注程朱,立志以贯行其道为己任。

    许衡最重要的历史业绩是传承程朱理学于北方。许衡的学术和为人的基本精神虽然是传统儒学的,但它与程朱理学强调个人修养的价值取向存在矛盾,与坐而论道的陈腐理学更是格格不入,令人耳目一新。

    金亡前后,流离失所的儒士中虽不乏潜心经史之士,但为了在极度困境中求生存,他们于农艺、医术、卜筮、星历、水利、算数等等实用之学往往无不通习。许衡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的旨趣是,以《小学》中所倡导的“洒扫应对”即伦理纲常的实际训练作为培育德行的基础,年长后通习《四书》(《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以便在孔孟之道的基础上进一步透彻了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和与之相关的天理、人性等哲学义理。由朱熹标解的上述典籍集成了程朱理学的基本精神,也是朱学的精髓所在。许衡认为只要把握住它们,学有所得,他书不读也绝无遗憾。

    笃实、重行和强调“治生”就成了许衡学术中最具特色的部分。例如,首次见忽必烈便开宗明义,表示他是学孔子的,对科举一窍不通,能力仅仅是“勤力务农,教授童蒙”;谈到学古人,他强调必须“一言一行必质诸书”;他甚至认为,只要“不失义理”,做官谋利、务农、经商都无可非议。这些特色几乎贯穿于许衡一生的教化、言行和理论阐发中。

    他一方面反复阐明正心诚意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强调身体力行的“践履”工夫。大到君臣父子,小至盐米细事,都应该“遵道而行”;从内心到仪表,从日常行事到治国平天下,都要合乎“道”。其实,这一番伦理纲常的大道理,许衡还融通为另一种表达,那就是“顺天命而应万事”。强调顺随“天命”,这一方面表明了他以此教化民众的良苦用心,另一方面,他确实是用这条理念去应对所面临的现实的。生死哀乐,仕进仕退,他基本做到以不变应万变,圆融顺随,处之泰然。

    以教授蒙古和权贵子弟为职志,元廷为其设立国子学

    许衡是以中原一位乡间教师的身份步入政坛的。青少年时的许衡“嗜学如饥渴”,25岁时逃难到山东,再从山东辗转入河北大名时,人们慕其德行,渐渐前来从学。32岁始正式授徒讲学。46岁开始官宦生涯。中统元年(1260)始入朝为仕,进入政坛,但是每诏必辞,辞官又总是教授家乡的“怀孟子弟”,这样几上几下,最终投入巨大热情,以教授蒙古和权贵子弟为职志。

    至元八年三月,元廷改授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要他教授蒙古子弟时,他一改每诏必辞的故态,欣然说,“此吾事也”,很快走马上任。与此同时,国子学正式设立,当朝蒙、汉百官、近侍子弟被选为首批生徒,许衡以62岁的高龄,抱病亲执教事。开学之日起,他将全部家事托付给儿子,每日只进中、午两餐,以专意教学,宾客来学中访问者也一概谢绝。他认为,这批未成年的“国人子”(蒙古贵族子弟)“大朴未散,视听专一”,如果置于“善类”中“涵养数年”,必将成为国家栋梁之才,因此,他“待之如成人,爱之如子,出入进退其严若君臣”。

    进学先用朱子的《小学》一书授课,讲书章数不务多而重在理解,每每引证设譬,力求浅显明了,并时时设问,“今日之事,有可用否?”课余则令蒙古生年长者习朝仪、典礼,小学生习跪拜揖让进退应对的礼节,或投壶习射。他的教学内容和方法很适合初习汉文和儒学的蒙古学生,对改变他们的蒙古旧习,了解中原儒家文化和治国方法,起了很大作用。

    他殚精竭虑,在国子学中坚持了3年,后因权臣诋毁汉法,膳食和经费不时中断,教学难以为继,许衡再次被迫辞去。然而,国子学存留下来,他的12位门生承继他的规制依然坚持教学。可以说,许衡的这次选择是有战略眼光的,诸生中后来成为宰辅大臣者近十人,各部官及地方长官者又数十人。按照元代制度,这些人的进身凭借的主要是贵族家世而不是国子学学历,但他们都喜欢炫耀受教于许衡的可贵经历,可见,许衡本人的生荣死哀与之有关,更重要的是许衡极有针对性地实施了一次政治文化的转化。显然,这些受儒学陶养而分据要津的权贵子弟,他们对蒙汉政治文化的融会,对儒学的传扬,其潜在的影响是难以估计的,无从替代的。

    许衡的际遇

    自五代到忽必烈灭南宋实现大一统,其间经历了370余年,统一的要求超过分裂,此后的明王朝虽统一的规模相对缩小,但仍然可以视为一个统一王朝。耐人寻味的是,元明清三代王朝都毫无例外地将理学(主要是程朱之学)设为科举考试出题和判题的标准,定为“国是”,这就是说,朱熹去世后的七八百年间,在不同程度上维护统一局面的蒙、汉、满三族统治者都选择他所标解的理学作为统治思想。这个规律表明,这个思想体系是封建时代后期维护统一、增强凝聚力的最佳选择。

    具体到元代,忽必烈实现空前规模的大一统局面后,他将儒学也视为一种宗教,因此,儒学与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宗教等列,兼容并蓄,平等礼遇。然而,面对空前大一统局面,如何实行有效统治,毕竟是他无法回避的问题。因此,他和他的后继者经历了一个选择过程。再具体到许衡,许衡从32岁执教到73岁去世,40年中号称“十被诏旨”,但几乎每诏必辞,拜命后不久又辞,有时一辞再辞;就忽必烈而言,对许衡可谓一召再召,每召则询以治国安邦大政;许衡每辞必留,尽管犹豫不决,难赋重任,但往往一留再留。这恰恰说明,君臣双方存在某种错位,两种文化背景之间必须经历一段磨合过程。

    当然,许衡的“际遇”不止于此。作为一名乡村教师出身的儒士,在苏门从学于忽必烈的重要谋臣姚枢、由后者引荐于元廷,取得优于其他儒者的“话语权”,是一种际遇;仕途不顺,多次辞归乡里,但最终以随朝蒙、汉百官、近侍子弟为生徒,得以从政治权力层面扩大理学的影响,这又是一种难得的际遇。

    许衡,这位站在历史转口的赤诚君子,他为古代政治文化的传承豁亮了一道主题:他接通两宋以来的儒学道统,并通过对理学核心典籍的解读和传扬,将大一统时代的政治文化纳入到了理学的轨道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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