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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拒谀  

2008-07-12 08:51:56|  分类: 文史艺术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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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有隔朝修史的传统,为什么要隔朝呢?就是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在当事人都已经盖棺定论以后,大家可以多一点理智,少一点感情,多一点冷静,少一点冲动,来探讨已成为历史的那些话题。 

        谀,是一种心术不正的恭维。 

        谀,是用来巴结有用的人的重要手段。对没有用的人,用不着巴结,而对有用的人,没有这个台阶,很难达到巴结的目的。因为被巴结者有用,巴结者才会有所求,而要赢得被巴结者的好感,首先是谀,其次还是谀,无论溜虚、拍马、逢迎、谄媚;无论吹捧、讨好、赞美、歌颂;无论紧跟、追随、效忠、阿附;无论低头、哈腰、投靠、膜拜……贯穿全过程,少不了这个“谀”字。只要谀到家了,你才能从被巴结者那里,得到你想要的东西。 

        谀,说难也难,说易也易,并不是一门很深的学问,关键决定于,一、巴结者善不善于谀;二、被巴结者接不接受谀。如果巴结者谀得笨拙,谀得恶心,那就别指望被巴结者赏以好脸。同样,如果被巴结者,头脑冷静,智商较高,洞穿你的伎俩,识破你的猫腻,不吃阁下这一套,谀也就不起作用,也就无计可施。 

        所以,巴结者谀得对方于不知不觉中欣然接受,这就说明巴结者高明于被巴结者。“尝有门生两人,初放外任,同谒老师者,老师谓:‘今世直道不行,逢人送顶高帽子,斯可矣。’其一人曰:‘老师之言不谬,今之世不喜高帽子如老师者有几人哉!’老师大喜。既出,顾同谒者曰:‘高帽已送去一顶矣!’”(清·独逸窝退士辑《笑笑录》) 

        反过来,巴结者谀得对方相当反感,不以为然,那就说明被巴结者觉察到巴结者的动机不纯,心怀叵测,形迹可疑,居心不良,而赏之以闭门羹。公元638年(唐太宗贞观十二年)3月2日,“著作佐郎邓世隆表请集上文章”。就是一个自以为聪明的谀者,碰上一个更高明的拒谀者,撞了一鼻子灰的故事。 

        应该说,在中国封建社会里,贞观之治,其成功的地方,是有很多值得总结的经验。高宗、武后时期的史官吴兢,撰《贞观政要》,就是这样一部著作。但这部经典著作的撰写和出版,都是李世民死后的事情。中国有隔朝修史的传统,为什么要隔朝呢?就是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在当事人都已经盖棺定论以后,大家可以多一点理智,少一点感情,多一点冷静,少一点冲动,来探讨已成为历史的那些话题。 

        邓先生的上书,是在唐太宗统治的高峰期呈奉上去的,这个举动不小,自然引起朝野的一番议论。 

        唐太宗打天下数十年,坐江山也十数年了,为什么竟没有一位朝臣挑头出来说,陛下呀,您应该出一部《李世民文集》,让我们全体臣民得以学习您的光辉思想啊!问题在于,不是大家没有想到这件事,而是吃不准这位皇帝,对于出版强调其个人在这段历史上的突出作用的书,感不感兴趣?有没有愿望?说实在的,本人没有示意,没有开口,他人是不好悬拟,不便张嘴的,所以,大家持一种谨慎的观望态度。 

        因为,中国人明白,平白无故地上书,难免会背上巴结领导的嫌疑。虽然,也算了一笔细账,如果上书以后,龙颜大悦,讨得最高当局的欢心,还愁不飞黄腾达,连升三级嘛!若是如此,实际利益有了,“笑骂从汝,好官须我为之”,也就无所谓了。如果老爷子不高兴,你哪壶不开提哪壶,碰了钉子,马屁没拍好,拍到马蹄上,再抬起后腿,尥你一蹶子的话,那可就笑话大了。 

        巴结,通常都是自学成才,无人传授,全凭领悟,逐渐学乖的课程,而谀为巴结之本,入门之术。有人一学就会,甚到不学就会;也有人一辈子学不会,脑袋磕了无数大包,不见长进。呜呼!巴结与不巴结,会巴结与不善巴结,巴得结实与不结实,全看这份谀的功能,那效果可是天差地别啊!凡熟谙此道者,无一不春风得意,左右逢源,获得领导同志信任,得到上级机关高看;反过来,凡疏于此道者,无一不四处碰壁,头撞南墙,上司爱搭不理,老板狗脸生霜。如果你拈量一下自己,属于前者,具有巴结的潜质,无妨一路进步下去,混一个巴结学的博士后,岂不更好?若是属于后者,我劝你拉倒了吧,画虎不成反类犬,落一身笑话,就不值得了。 

        看来,邓世隆只能算是一个傻瓢了,有巴结之心,而无巴结之才,连巴结学这份官场生存秘笈的第一章第一节:“怎么去谀?如何去谀?”都没有学到家,就按捺不住要下场子里来比试比试了。他也不睁开眼看看,满朝文武,地位比他高的,资历比他深的,在巴结学这门专业的钻研上造诣不凡的,为什么都不开腔?为什么放着这样一个好题目不出来巴结?说到底,邓先生不明白其中要害,是我们这位伟大领袖没有态度。要知道,在官场的运作程序中,领导同志没有态度,其实就是态度。史书上老出现“留中”这样一个词汇,臣宰上奏折以后,皇帝不说可,也不说不可,这时,秘书长就把这份皇上没有态度的奏折“留中”了。“留中”,也就等于搁置了。出《李世民文集》的事,有人想得比这位邓傻瓢不知早多少年,但大家油滑得像泥鳅鱼似的,硬是不粘这个是非,就在于李世民没有态度,哪怕连一点点暗示也没有。 

        可邓世隆趁着顶头上司虞世南重病不起,暂时主持工作的机会,跳出来了,大张旗鼓地给皇帝打报告。 

        虞世南,何许人,唐太宗的大秘,经常与之商榷古今政体,借以规谏,甚受这位皇帝的敬重。可年逾八十的虞老先生,生病住院,邓世隆沉不住气了,有点心乱如麻。这其中的隐情,说来十分简单,虞的秘书省少监的位置,是从四品的部级官员,而他的佐郎一职,只是从六品的干部。他所以要巴结李世民,怂恿他出这部文集,忠君之心,让皇帝感动了,也许一高兴,让他接手也许在太医院里出不来的虞世南呢! 

        估计邓世隆书读得不少,可惜泥古不化,在揣摩皇帝老子的脾胃性气方面,就不够那么精到了。把握领导干部的心理状态,是比中医望闻问切还要艰深的学问,如何好其所好,恶其所恶,如何察颜观色,随机应变,如何巧言令色,不温不火,如何润物无声,薰陶成就,那火候是不大好掌握的呀!巴结学的第一章第一节的谀,看似简单,是相当小儿科的学问,但要真正掌握其基本功,也颇不易。尤其在不露谀之痕迹,而臻致谀之效果的完美境界上,在谀得恰到好处,使被巴结者感觉不到巴结的炉火纯青上,也是需要一番小火慢炖,然后才能“百练化作绕指柔”的独到功夫。 

        邓世隆太粗糙了,太急切了些。不过,情有可愿,第一,他害怕虞世南出院;第二,更害怕虞世南死掉,就把报告递了上去。 

        偏偏李世民是历史上不多见的几位明君之一。一般来讲,中国的明君,在位的前十年,头脑还是比较清醒的,过了十年,就保不齐了。贞观十二年,李世民还算理智和冷静,还未糊涂得听不出好赖话。 因此,他不是绝对不吃这一套,但不太吃。尤其太过于表现急切的巴结,太过于肉麻兮兮的马屁,他显然是不会接受的。于是,这份报告,被他毫不客气地打回来,在报告上批道:“朕之辞令,有益于民者,史皆书之,足为不朽。若为无益,集之何用?梁武帝父子,陈后主,隋炀帝皆有文集行于世,何救于亡!为人主患无德政,文章何为!”(见《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五唐纪十一) 

        连“留中”的份都不值得,显然,邓的奏折,在李世民眼里,是一番屁话了。 

        巴结之道,首在善谀,谀功不好,也就休想巴结得上。第一,谀者要善谀,谀得地道,谀得有力,谀得投其所好,这样,才能谀得被谀者舒服。第二,被谀者需要谀,不反对谀,才有谀的可能,而且谀完之后,能感到心旷神怡,四体通泰,有呼应,有回馈,这才算谀得成功。老实说,巴结是授、受二方的一种默契,一种合作,若是属于蠢货之流的拍者,下手很重,把主子屁股拍疼了;无有技巧,太直露而使主子难堪了;缺乏眼力,不识相地拍得不是时候;拙嘴笨腮,拍不成反倒遭人讨厌,这样的拍马者,必拍到马脚上,反而挨马踹了。尤其,这个被拍者不喜欢拍,不接受拍,或由于时间,场合,地点,时机的不合适拍,因之不便或不敢让人拍的话,对不起,这马屁便十拍九糟。 

        巴结学可谓学无止境,深邃之极,这位傻瓢,连该书的第一章第一节:“嘴巴功夫的拍马”,都不及格,那么接下来的第一章第二节:“行动上的紧追不舍”;第一章第三节:“精神上的亦步亦趋”;第一章第四节:“像狗一样永远摇着效忠的尾巴”……这位邓先生恐怕就更没戏了。所以,在官场秘笈中写得清楚,巴结不难,但要巴结得出神入化,得心应手,那就要看这个官员是否具有这样的“慧根”了。 

        其实,邓世隆若不那么书生气十足,到秘书省去翻一翻档案,就该明白他此举的鲁莽和不合时宜了。十年前,也就是628年(唐太宗贞观二年),李世民对侍臣们讲过:“朕观《隋炀帝集》,文辞奥博,亦知是尧、舜而非桀、纣,然处事何其反也?”魏征对曰:“人君虽圣哲,犹当虚己以受人,故智者献其谋,勇者竭其力,炀帝恃其俊才,骄矜自用,故口诵尧、舜之言,而身为桀、纣之行,曾不自知以致覆亡也。”(《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二唐纪八) 

        听了魏征的话后,唐太宗这样总结:“前事不远,吾属之师也!” 

        邓先生是能够在秘书省的机要室里,看到十年前的这份朝廷例会的记要。那么李世民对于出文集的态度,已经一清二楚。我想,这位真正的英明之主,肯定打心眼里不屑于与隋炀帝这类赖蛋帝王为伍,凑热闹也弄出一套文集,捞点版税花花。因为只要一看他们是些什么角色,打死李世民也不会干的。那个隋炀帝杨广,是十恶不赦的暴君;那个陈后主陈叔宝,是亡国投降的昏君;那个梁武帝萧衍,则是个愈老愈糊涂,最后饿死台城的庸君,把他李世民的文集放在书架上,与这些阿猫阿狗式的末流帝王的文集排列在一起,他不觉得十分丢人嘛! 

        就在邓世隆上这份奏章的六年前,也就是公元632年(唐太宗贞观六年),秘书少监虞世南曾经呈奉上一部歌颂唐太宗功绩的著作,书名《圣德论》,就碰过一个软钉子。谁不愿意听人说自己的好话呀!可是,李世民能实事求是地估量自己。他说:我比那些赖蛋皇帝当然要胜出许多,但能不能一直好到最后,犹未知也。所以,他拒绝了这位老朋友的巴结:“卿论太高,朕何敢拟上古,但比近世差胜耳。然卿适睹其始,未知其终,若朕能慎终如始,则此论可传;如或不然,恐徒使后世笑卿也!”(《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四唐纪十) 

        虞世南在李世民的心目中,比这位邓先生可是重要得多。这年的5月虞世南终于逝世,唐太宗在葬礼上给他的评价很高,称之为“五绝”,也就是赞誉他在德行、忠直、博学、文章、书法上都达到了极致境地。连虞世南的《圣德论》,李世民都婉拒了,急于抢班夺权的邓世隆,想用出文集的手段,来巴结上峰,来讨好高层,这路数对付一班庸君也许能奏效,对付在历史上创造出“贞观之治”政绩的明君英主来讲,就不顶屁用了。 

        李世民大笔一挥,“遂不许”,只三个字,写出了一代英主的清醒,也写出了邓先生碰了一鼻子灰的糊涂与失落,这就是我们时常看到的“马屁拍到马蹄上”的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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