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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谈古代“公务员”的退休生涯  

2009-12-08 22:05:11|  分类: 文史艺术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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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公务员”职业没有失业保障、没有连续工龄、也没有情义体恤,可以说是一个含金量较低的“瓷饭碗”。有人做过统计:西汉时丞相一职的平均任期才四年多,东汉时三公的平均任期不到两年半。朝廷要官尚且如此,以下的自然就更惨了,动不动就会打破饭碗。他们做官时尚且如此仓皇,退休后就显得更加凄凉了。

漫谈古代“公务员”的退休生涯 - 翘楚 - 翔宇沙龙

        唐代宪宗时,颜真卿的外孙韦丹在江西任观察使,常与隐居在庐山的高僧灵澈上人吟咏唱和。有一天,韦丹派人给灵澈送去一篇新赋的《思归》:“王事纷纷无暇日,浮生冉冉只如云。已为平子归休计,五老岩前必共君。”意即我已准备辞职,同你一起畅游在五老峰前。灵澈一笑:他怎舍得辞官?当下也写了一首诗请来人带回,诗云:“年老身闲无外事,麻衣草座亦容身。相逢尽道休官好,林下何曾见一人?”果然,韦丹这个官一直做到五十八岁卒于任上,始终没有写过辞职报告,而“相逢尽道休官好,林下何曾见一人”两句则成为传诵不辍的名言。宋代孝宗时,有个尚书郎鹿何,年方四十余就自请退休,回家后在堂上挂了一块匾,写“见一”两字,大家都知道这是“林下何曾见一人”而反用的意思。

        从韦丹作秀到鹿何自夸,时隔约三百六七十年,其间以这样那样形式主动辞官的肯定不止鹿何“一人”,但是这两则轶事足可说明官场上自动抽身出局的历来少见。论其原因,有一条十分重要,那就是:古代“公务员”的许多特权和待遇都与“在职”密切关联,一旦“辞事”便“荣禄兼谢”。

        无退休费、无工龄、无余荫:含金量较低的“瓷饭碗”

        秦汉时代,凡任公职、吃财政者,通称为官,除了替朝廷出勤打工外,别无脱离职务的身份和权益。当时的讲法叫“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垂爵禄以与臣市”,近似今人帮老板打工的意思。一旦因奔丧生病、任满更替、罢免辞官等各种缘故退休,老板和雇员的关系即告解除。大体而言,可用“三无”概括:

        一曰无退休费,就是无论原先俸禄多少石的官吏,只要离开职位,除非皇帝特诏照顾之外,一律停发俸禄。汉朝俸禄本来就薄,俸额低或负担重的人积蓄不易,所以不少官吏一旦休官停俸,就要另觅生计。

        比如从小“好经书,通《诗》《礼》”的宋均,从十五岁入仕,官至河内太守,其间两次休官,一次是在做辰阳县长时“以祖母丧去官”,一次是在任东海相时“坐法免官”,从离职到再仕期间,都是靠跑到颍川去做客座教授为学生讲学维持生计。

        还有世代为郡吏的孟尝,在合浦太守任上因病辞职,因为没有收徒讲学的本事,只能下田耕作。有个在京师做尚书的同乡向皇帝推荐他重新做官食俸,皇帝不理会,于是孟尝做了大半辈子的自耕农。

        二曰无工龄,就是除了曾任二千石以上高官者在休官以后重新出仕时,可授予“比六百石”职位以示优惠外,其他二千石以下的休官者,要想再当“公务员”,都得回到起跑线上,和普通老百姓一起竞争。总之,既没有可以保留的干部身份,也没有可以累计的连续工龄。

        三曰无余荫,就是人走茶凉,在职时候的特权和影响一笔勾销。“飞将军”李广卸任云中太守后,隐居蓝田南山。某日,他带一个随从外出饮酒,返回时已是夜晚,被正在巡夜的霸陵县尉大声呵叱,道是违犯宵禁,要依法处罚。随从讨情说:“这是前任李将军呀。”县尉毫不通融,道:“就是现任将军也不许夜行,何况是前任将军!”结果“飞将军”被关进警署(亭),拘留一夜。又如,陈蕃卸任皇宫警备司令(光禄勋,位居九卿)后率宾客门生还乡,经过临颍巨陵,当地警长(巨陵亭长)要对他们作例行盘查。前任司令的随从大概一向狗仗人势神气惯了,动手打了警员(亭卒),结果这些人全遭拘押,饱尝皮肉之苦。巨陵警长还要收审陈蕃,陈蕃抗议说:“我没有管教好手下人,因此受到牵连。但我是前任大臣,即使有罪要办,州郡尚且先要向朝廷请示,你怎么可以随意收审我呢?”双方相持了好几个时辰,恰好临颍县政府的警署巡视员(行亭掾)巡察到此,这才使陈蕃摆脱困境。

        顺便提一下,这一份没有失业保障、没有连续工龄、也没有情义体恤的古代“公务员”职业,可以说是一个含金量较低的“瓷饭碗”。有人做过统计:西汉时丞相一职的平均任期才四年多,东汉时三公的平均任期不到两年半。朝廷要官尚且如此,以下的自然就更惨了:二千石“时有纤微之过者,必见斥罢”,中低层官吏,则有“司隶、部刺史”等纪检官员随时“察过悉劾,发扬阴私,吏或居官数月而退”,就是动不动便打碎了饭碗。

        单从制度上看,魏晋南北朝的退休待遇比秦汉好不了多少,当真照章办事的话,还比不上现代的失业者尚有低保可吃的境遇。扬州监察干事(从事史)何子平的母亲住在会稽,户籍年龄满八十岁了。按规定,儿子应该辞职回家,奉养老母以终天年。州府办公室主任(主簿)顾恺之说:“你母亲的实际年龄不到八十岁,亲友故旧都了解。在州里当差,好歹还有微薄的俸禄,一辞职就什么都没有了。我替你办个留任申请吧。”何子平不肯,说我们当干部的不能带头损害户籍制度的公信力。顾恺之又建议他回会稽后,在县政府求个公职,既可取禄,又方便就近奉养母亲。何子平还是摇头,说不能做这种投机取巧的事。何子平“既归家,竭身运力,以给供养”,即完全靠体力劳动养活老母和自己。山阴县令褚,“在任岁余,守禄俸而已。去官之日,不堪自致,因留县境,种蔬菜以自给”。

        公车不能带走,看病自己买单

        唐朝规定,异地做官,连最后一次坐公车返回故乡也不行。唐德宗时,太子宾客孔述睿因老病退休,皇帝为表示关怀,特命公车送回,那就是大家羡慕的荣誉了。到唐文宗大和三年(829年)四月,有个四品京官退休,要回故乡浙东养老,向皇帝申请说:家贫路远,请求皇上特批一纸能从长安到婺州一路乘坐公车的驿券。从此,凡“家贫路远”的京官退休,特许参照此例给予照顾。

        宋代也实行退休就不得再用公车的制度,所以杨万里在临安当官时,早早就攒齐了能使全家人从临安返回故乡吉州的盘缠,锁进箱子,藏在卧室内。他还经常告诫家人,不许在外面购一物,惟恐一旦退休回家时行李超重成为累赘。

        宰相富弼退休后定居洛阳,常穿着家居衣服,骑驴去郊外游玩。有一回他路遇水南巡检前呼后拥地出行,巡检是从八品小官,富弼虽已离职,但从二品官员的身份还在,自然不必特意从驴子上下来站在一边给巡检让道。为巡检开道的前卒大怒,厉声呵斥,急得他举鞭趋驴快走。假设富老坐在宰相级别的名牌车上,对方就不会当他是乡下土老冒了。

        古代官员在职患病可享受公费医疗,一旦离职,诊疗服药都要花自己的钱。孟郊贾岛都以诗风清峭瘦硬齐名,有“郊寒岛瘦”之称,又都是在副县职任上退休后因贫病交困缺医少药而死。当时有些寺庙向社会募捐钱物后举办慈善医疗,免费或廉价给病人施医舍药,韦应物因病从栎阳(治所在今陕西临潼)县令任上辞职后,就住进长安西郊的善福寺治病疗养。对于这种“有身份的人”,寺庙方自然还要格外看待。还有名列“初唐四杰”的卢照邻,因患病辞去新都县尉一职,住在太白山草屋中养病。卢副县长没有家底,全靠朝中显宦不时送来药品衣物,才度过难关。

        王安石因为退居江宁半山后,常骑驴出游,周边居民都认识他,尊称“相公”。某日,老相公出行,远远望见地方官的车队迎面而来,忙避入路边民家。这户人家的老婆婆正患疟疾,恰巧王安石带有治疟疾的药,便让随从取出来。老婆婆坚持要回报一缕麻线,说是“相公可带回去给相婆派用场”,王安石笑而受之。看来老婆婆亦知退休后的相公买药要自掏腰包了。

        退休后的“房奴”生涯

        自隋唐开始,官、职分离,所谓休官,其实只是休职,就是由于奔丧、病伤、候选、罢免、离任、致仕等各种缘故,脱离了能行使一定权力的职位(或差使)而已,但代表个人资格权利的官员身份依然存在。换句话说,秦汉魏晋的“公务员”休官以后就是平民(原有贵族身份者例外),从隋唐开始,“公务员”休官(其实是休职)以后依旧是官,在许多方面享有老百姓企望不及的特权:比如涉及诉讼时可以不在公庭抛头露面,犯罪了可以用官告抵刑,又如住宅厅堂可以有几间几架,车舆骑乘可以怎样装饰,衣冠可以穿什么样式和颜色,乃至死后可以按什么规格办丧事、起坟墓,都可以根据官资高低采取与级别相应的排场。虽然说费用都需自掏腰包,但对比布衣即使有钱也不得僭越的种种禁限,“官有常尊”的身份意义就弥足珍贵了。此外,从唐代后期起,退休的官员无论级别高低,都可以享受“半俸”养老,更是过去连做梦也想不到的。但尽管如此,唐宋时休官的实际含义,也不止是失去了在某个职位上行使权力以及支领全额官俸的特权,比如——

        古代官员授职有回避原则,就是不许在原籍或有家族产业的地方任职,所以当时的“公务员”如果经常在职的话,就得到处宦游,一方面少有时间精力在原籍营建房产之类,另一方面无论到哪儿工作,总有条件优越的官邸供你和家属居住。可是一旦休官,马上就得搬出来让给继任者。而且往后定居何处还有限制,比如南宋规定,凡各级地方政府官员休官后,三年内不许在任职地居住,倘在当地有亲属,或置有财产,三年以后也不许居住,违反者处一年徒刑。所以若要盘点休官所带来的实际损失,迫在眉睫的就是再也不能继续居住设备齐全的官邸了。

        唐玄宗登基后,前朝宰相李日知瞒着家人向朝廷提出辞职申请,待皇帝批准下来,回家后即命家人整理行装,马上搬出官邸,移居乡村住宅。太太惊问何故,他说他已经退休了。太太大怒:“家产屡空,子弟名宦未立,何为遽辞职也?”宋仁宗时做过宰相的杜衍,因为一生“不殖私产”,退休后,连李日知迁居乡间住宅的退路也没有,只好长期借居南京(今河南商丘)车院(教习驭车技艺的单位,近似后世的驾校),直到去世,“第室卑陋,才数十楹,居之裕如也”。

        宰相尚且不能占住官邸,其他休官者当然更得靠自己设法解决居住问题。苏辙退居许州后,眼看李方叔起盖新居,羡慕不已,“我年七十无住宅,斤斧登登乱朝夕……不如君家得众力,咄嗟便了三十间”。于是他决心盖房,享受一下老有所居之福,“平生未有三间屋,今岁初成百步廊”。不过心愿满足了,一生积蓄也耗尽了,“盎中粟将尽,橐中金亦殚”,于是又自责“我老不自量”,到了这把年纪还来做房奴。

        死皮赖脸也要“赖”在官位上

        《幽闲鼓吹》记:唐德宗时的宰相崔造有退休打算,但犹豫不决,家人和亲戚都勉励他继续干下去,只有贤惠的大女儿劝父亲急流勇退,休官享福。崔造遂下定决心,办了退休手续。没想到从此门庭冷落,再无趋炎附势者上门,当然更不见财物敬献了。一二年下来,崔造“居闲躁闷”,常对子弟感叹:“不得他诸道金铜茶笼子物掩也。”这句话怎么理解,颇有点说不清道不明的“灰色”,大概就是再也收不到各地区军政长官(诸道)的“意思意思”的那个意思吧?老宰相耐不住寂寞,于是又复出任职了。

        既然退休就是失业,所以那些除了做官外别无谋生手段的人,只有死皮赖脸占住“茅坑”一途。举个实例:同光时,广东南海有个九品官俞凤书,家口多,负担重,年过八十还在巡检职位上卖老命(彼时官员的档案年龄多远远低于实际年龄)。让老干部累死在岗位上肯定不妥,逼他退休吧,断了一家人的活路。同情俞老的南海知县杜凤治遂去上司前替这位下属求情,安排他署理全省有名的肥缺——掌管征收“渔税”的广州河泊所大使,可以攒一笔外快回乡养老。没想到各方对肥缺的竞争太激烈,距离署理期满尚早,便有将被替代的消息传来。急得俞代所长连忙去求杜知县,“老泪横流,长跪不起”。杜县长温言宽慰,又替他去知府、藩司、巡抚面前恳求,番禺知县胡鉴也为俞讲话。最后,上司捱不过两个首县(南海、番禺同为广东首县)都来求情的面子,终算允诺让老俞做满这个署理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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