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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憎”一“恶”话雍正  

2009-03-13 20:01:34|  分类: 文史艺术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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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憎”一“恶”话雍正 - 翘楚 - 翔宇沙龙

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1678~1735)

        雍正,是清朝入关后的第三位皇帝。他的父亲康熙,可以说是雄才大略,为大一统的清王朝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是,康熙在晚年,由于“太平盛世”而滋长了政宽事省的思想,这时期他处理朝政的原则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由此,在朝野内外的官僚队伍中,虚诈、迎合、粉饰、浮夸等种种腐败之风严重泛滥,已经直接威胁着“盛世”的存亡。于是,惩治腐败、整顿官场风气的重担就落在了雍正的肩上。

        “只可信一半” 

        在清代,官场上流行着这样一种陋习,各省文武官员刚刚到任时,几乎都是极力地述说当地的吏治如何地糟,等过了几个月,就一定奏报说,通过雷厉风行的整顿,情况已如何地好转,以此显示自己的才干和政绩。对这类奏报,雍正说见得太多,都看得厌烦了,他毫不客气地指出:“只可信一半。” 

        对大臣奏折中的浮夸成份,雍正总是毫不客气地明确指出,并进行尖锐批评。雍正四年(1726年)七月,巡视台湾的监察御史索琳上折说:台湾地方官兵严加操练,精益求精,可保海疆万载升平。看了这一言过其实的奏报,雍正警告说:凡事最重要的是务实,不欺不隐才算良吏,“粉饰、迎合、颂赞、套文陋习,万不可法”。 

        浮夸粉饰,在有关雨雪水旱农业收成的奏章中问题尤其突出。对此类失真奏报,雍正每每透过夸夸其谈的文字游戏挤出其中的水分。雍正二年,河南巡抚石文焯奏报说,全省各州县的蝗虫灾害已扑灭十之八九。雍正通过查问河南的其他官员,察觉到石文焯的奏报不是实情,于是尖锐地批评石文焯说:如果不是你在欺骗皇上,就是你本人被下属欺骗了!可是,这个石文焯老毛病难改。他调任甘肃巡抚之后,依旧故伎重演。雍正四年夏天,甘肃大旱,七月下了一场小雨,石文焯赶紧奏报说:已是丰收在望,这都是皇上敬天爱民的结果。雍正看了很不耐烦,挥笔批道:“经此一旱,何得可望丰收?似此粉饰之言,朕实厌观。” 

        为杜绝官场上的欺瞒互骗,雍正反复提醒内外大员,凡事要躬亲办理,不可轻信属员下手。雍正三年秋,湖北沔阳遭受水灾,巡抚法敏将分设篷厂煮粥施赈之情奏报,雍正告诫他:“此等事只要勤实办理,万不可听信属员下役之欺隐。” 

        怒斥“附合”与“迎合” 

        当康熙晚年,清政府的朝中大员官僚习气相当严重,对皇帝指令商议的事件,文武大臣们往往一味附和,很难看到直言详议据理力争的场面。雍正在藩邸生活四十余年,对朝臣这种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甚至连钟都撞不响的苟且偷生恶习看得十分清楚,他即位不久就颁发谕旨,严加整饬此风,他毫不客气地指出:现今朝中九卿大员坐班,每当商议事件,往往是“彼此推诿,不发一言”,有的假装打瞌睡,有的海阔天空地闲谈,等到需要拿出主意的时候,便鼓动一两个新来的科道官员发言表态,然后大家便“群相附合,以图塞责”。似此朝臣议事,何益之有? 

        为彻底改变这种彼此观望的劣习,雍正宣布,即日起将议事大臣分为三班,凡遇应议之事,分头酌议,每人都拿出自己的意见,最后,如果所议意见一致,就照这一意见定稿启奏;若是意见不完全一样,由诸位大臣另行商议。“如此,不但不致互相推诿,而且亦各能出其主见。”雍正试图建立一种分班议事制度,让议事者必有所言,不得不言,从而使投机者失去附和的机会。 

        善于搞迎合把戏的朝臣,在雍正那里往往讨个没趣儿。山东兖州知府吴关杰曾奉到一道谕旨,内容是令他实心任事,为政勤慎。吴关杰把皇上的谕旨奉为至宝,先是“悬挂堂中”,朝夕瞻仰,后来又找工匠把谕训一字一字地刻在府衙大堂的屏门上。他把自己如何尊奉圣旨的举动详细奏报,极力想以此博得皇上的欢心。吴关杰甚至还请皇上命令各省文武官员,一律在大小衙门的屏门上刊刻谕旨,使圣旨高悬,举目皆是。雍正当即给吴关杰泼了一瓢冷水,教训他:你本不是什么超群之才,料理好你份内的事就足矣了,“此等迎合之举皆不必”,“此等多事朕皆不喜”。 

        对臣工奏折中肉麻的称颂和不着边际的套话,雍正十分反感,每有这类折子送达御前,必遭严厉痛斥。雍正二年二月,广东巡抚年希尧奉到雍正一道口传谕令,教导他如何治理地方,年希尧写折子奏谢说,皇上所颁谕旨不仅周详备至,而且料事如神。雍正看后批道:“写来套话,何尝有一句你心里的话。” 

        借用好年景来称赞皇上的圣德,是乖巧臣工的又一迎合花样。雍正十年四月,陕西巡抚马尔泰奏报地方雨雪情形,说仰赖皇上洪福,今春风调雨顺。雍正用朱笔在“洪福”二字旁画了一道线,批道:仰赖洪福,这类套话实在没味,朕已再三告诫内外百官不要做迎合虚文,已是口干舌燥了,你竟仍务此道,难道没长耳目吗? 

        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大臣自称“庸陋”、“愚昧”,往往被看作是谦恭的美德,雍正却认为这是官员虚伪不实诿过卸责的搪塞之词。雍正七年冬,陕西降雪,巡抚武格没有及时奏报。当皇帝追问时,武格回奏说“臣等愚昧,实难辞咎。”雍正用朱笔将“愚昧”二字划去,怒加训斥:朕深恶此等虚诈俗谈!若把你这个愚昧之人用为封疆大臣,那么朕的愚昧又怎样讲?还是诚实一些好,这样的空文再也不要有了! 

        看到雍正严惩贪污受贿的官员,有人为迎合皇上,故作“廉洁”姿态,竟连正常的俸禄工资也不要了,想以此换取美名再升高官。对此,雍正很不以为然。他指出:凡事都有个度,哪有饿着肚子办公的道理,只要不欺不隐,不在份外谋财贪利,就是好官了。雍正说:“沽名邀誉,乃居官之大患”。 

        “做实在好官” 

        实心任事,是雍正对内外百官的根本要求。雍正二年,福建巡抚黄国材在一件奏折内表示要“实力奉行”,雍正在这四字旁批道:“全在此四字”。雍正三年,在给江苏巡抚张楷的一条朱谕中,雍正谈到:为官者要有所作为,“惟以实心行实政,重公忘私,将国事如身事办理”。对安徽按察使祖秉圭的一件谢恩折,雍正更是直言训导,要他“做实在好官”。 

        雍正还为文武百官树立起“公忠诚勤,实心任事”的楷模。他所赏识的几位重臣,如田文镜、鄂尔泰、李卫等,都是以直言不讳、据实办事而得到特殊信任和格外擢用的。田文镜本是一个官位不高的内阁侍读学士,他引起雍正重视,是在雍正元年祭告华山回京复命时,他在皇帝面前把山西全省闹灾荒财政亏欠的情形一一如实奏报,雍正认为,该员“直言无隐”,“若非忠国爱民之人,何能如此?”遂加重用,调任山西布政使。在以后的几年时间里,官职累迁。 

        田文镜受宠而不迎合,凡事直言,更被雍正看中。雍正七年,朝中大臣商议,要在全国各州县的乡村设立“讲约所”,每月初一召集农民宣讲《圣谕广训》,雍正批示“依议”,令各地推行。接到这一谕令,已任职河南山东两省总督的田文镜据实陈奏不同意见,说农事繁忙,按月宣讲,实在有所不能,而且各省乡村遍设讲约所,每年费用不下数十万,实属浪费。他建议在春仲、秋末、冬初农闲时酌情召民宣讲。在这件事上,田文镜以国事为重,坦抒己见,对皇帝已经批准的事敢于说“不”。而雍正欣赏田文镜,也恰是这一点。在田文镜的这一奏折上,雍正挥笔批道:“此奏可嘉处不胜批谕。”欣然采纳了田文镜的建议。 

        深得雍正信任的浙江总督李卫,以严猛著称,他不苟同于官场积习,勇于任事,不徇私情,不避权贵,得罪了不少大官。这些人联名向雍正告状,雍正却说:李卫“粗率狂纵,人所共知”,但他却是“刚正之人”,朕赏识李卫,就是因为他操守廉洁,实心任事。从这些被赏识的重臣身上,我们可以看到雍正着力提倡务实的良苦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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