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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琅是功臣还是“汉奸”?  

2009-04-14 22:14:19|  分类: 文史艺术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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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评价涉及民族关系问题的历史人物时,应该以多民族国家为前提。以多民族国家为前提,是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除汉族外,还有许多少数民族。他们都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都是同胞兄弟。从历史角度看,这些民族同汉族一样,一旦强盛起来,也曾在中国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建立过政权。仔细研读施琅的奏稿及今人有关的研究论著,不难发现施琅不仅不是中华民族的罪人,而且是一个有大功于国家、民族的杰出的爱国者。

施琅是功臣还是“汉奸”? - 翘楚 - 翔宇沙龙

施琅(1621~1696年),在清王朝中历任广东提督、福建水师提督等职

  三百多年来,由于“忠君”的道德观念和正统的大汉族主义观念的作祟,不论是民间还是史学界对施琅的评价大多是贬多于褒,抑多于扬。大量有关施琅原始记录中那些熠熠生辉的史料,长期为这种错误的历史观所障蔽、所曲解。一个对中华民族有过重大历史贡献的施琅,变成了“汉奸”、“历史罪人”。令人欣慰的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史学界经过几次学术讨论,一致肯定了施琅靖海宁疆、统一台湾的丰功伟绩,指出他是一位值得赞颂的历史人物。但是,最近海峡两岸还有一些学者撰文斥责施琅是一个“叛国”的罪人,必须和投降日寇的大汉奸汪精卫一样“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遗臭万年”,等等。这是一个重大的原则分歧。

  那么,今天我们该如何对施琅作出历史评价呢?

  应以多民族国家为前提

  施琅活动于明末清初,曾经是郑成功的部将,文韬武略俱佳。后因反对郑氏舍水就陆的战略方针和强征百姓粮饷的做法,和郑氏发生了尖锐的矛盾,最后导致其父施大宣、弟施显因受株连而被杀。施琅在争取和郑氏和好无望的情况下被迫降清。是年为顺治八年(1651年),其时清政府已建都北京,且已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建立起它的统治。这里且不说施琅降清是事出有因,属于逼上梁山,仅就降清此举本身来说,也不能斥之为“叛国”。中国自秦汉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对此,不仅史学界的泰斗范文澜、翦伯赞诸位先生已阐述得清清楚楚,而且中学的历史课本也讲得明明白白。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历史上汉族所建立的政权是中国政权,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政权也是中国政权。在历史上明朝之后有一个清朝,满族建立的清政权是中国政权,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既然清政权不是外国,那么,就不能斥施琅降清为“叛国”。因此事将他和背叛中华民族、充当日寇走狗的汪精卫相提并论,更是毫无根据,错上加错。这种错误观点实质上是民族偏见、民族情绪的宣泄,谈不上学术研究。

  在评价涉及民族关系问题的历史人物时,应该从多民族国家的前提出发进行评价。以多民族国家为前提,是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除汉族外,还有许多少数民族。他们都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都是同胞兄弟。从历史角度看,这些民族同汉族一样,一旦强盛起来,也曾在中国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建立过政权。不容置疑,清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建立清朝的满族,早就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个重要成员。对这些人物的评价,很重要的一条标准,就是看这个历史人物是否顺应历史的潮流,他们的主张是否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离开这个前提,用民族主义的情绪或者站在大汉族主义的立场上去褒贬历史人物,必然得出不利于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共同利益的结论。对明末清初这段历史有关人物的评价尤其应当冷静和客观。我们赞成施伟青先生在《施琅年谱考略》一书中指出的:“明清鼎革之际,包括满族在内的中华民族,是在血与火的痛苦冲突中推动中国前进的。在这个过程中,各族人民既都有牺牲,也都作出了各自的贡献。”清军入关初期,实行过诸如剃发、圈地以及屠城等民族压迫政策,一部分汉人起而反对民族压迫,自然是正义之举。当清军统一中国已成大势所趋,而且由于大量汉人参政以及清统治者接受汉文化的影响,已逐步放弃上述野蛮的民族压迫政策时,统一便成为发展生产力的需要,成为各民族的共同利益。在这种历史条件下,继续坚持抗清,并提出“反清复明”的口号,已经失去任何积极意义了。郑成功之所以被称为民族英雄,其功绩在于从荷兰殖民主义者手中收复台湾,而不在坚持抗清;施琅之所以得到后人垂青,也正是他统一了台湾,巩固了东南沿海的疆域。

  那么,怎样从总体上看待明末清初这段历史呢?正如施伟青先生所指出的“十六世纪后期,明政权已是腐败透顶,自身又不具备调节能力,其覆灭是势所必然。”而李自成的农民军一进入北京就“内部矛盾加剧”、“纪律败坏”,遂铸成无可挽回的败局;只有“生气勃勃”的清王朝,能建立“一个稳定的、励精图治”的政权,并统一中国,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如果承认这个事实,那么,一大批明王朝的旧臣走到清王朝,为清王朝的安邦定国效力,就不应该受到非议。无论这些人是来自明政权还是来自抗清队伍,只要他们确实为发展中国的经济和文化作出过贡献,就应当肯定他们。施琅为统一台湾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有些人在无法否认这个事实的同时,却说什么施琅“叛郑”违背了传统的道德规范。众所周知,“忠君”是封建社会最高的道德规范,时人以此看待施琅“叛郑”,尚属情有可原。今人还坚持三百年前的这种看法,并津津乐道,就未必妥当了。人们是否想到:如果承认满族是中华民族的重要人员之一,清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王朝,那么,以反对清朝入关和反对明臣事清,并把后者称为“汉奸”来标榜自己“爱国主义立场”,就值得怀疑了。因为,从本质上看,他们爱的不过是腐败的明王朝,而不是发展着的中国。

  事实上,这种观念不仅陈腐,而且很值得我们深思,那就是来自国外的一些别有用心的学者的观点。自近代以来,日、俄、美等国的一些学者为配合本国统治者侵略中国的政策,提出了一系列谬论,说什么“中国人仅指汉族”、“中国东北除汉族外的各民族不是中国人”;“中国的范围仅指长城以南,以北的土地不是中国领土”等等。

  从这些言论中不难看出,我们一些学者的陈腐观念已经为别有用心的外国学者所利用。

  施琅是一位杰出的爱国者

  仔细研读施琅的奏稿及今人有关的研究论著,不难发现施琅不仅不是中华民族的罪人,而且是一个有大功于国家、民族的杰出的爱国者。

  施琅降清后所做的最大的事情就是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奉旨专征台湾。当时的台湾被郑氏割据政权所占据,郑氏政权无力统一全国,但又不甘心归降清朝,与大陆保持着军事对峙,给两岸人民带来很大的灾难。康熙平定三藩叛乱后,为消灭郑氏势力,宁海靖疆,任命内大臣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令其统领福建水师征台。施琅充分发挥其军事才能,于六月二十二日经鏖战一举攻克澎湖。接着他利用兵临台岛的有利态势,积极开展招抚,促使郑氏集团率众降清,台湾本岛不战而下。施琅入台后,冷静地处理国事和家仇的关系,没有诛杀一人,而且刑牲奉币祭告郑成功庙,肯定郑成功开发台湾的贡献。

  他还疏请减轻台民的赋税负担,妥善安置归降的郑氏官兵,这表现了他以国事为重,心存民族大义。

  特别应该提到的是他那篇《恭陈台湾弃留疏》(见《靖海纪事》卷下)。郑氏集团降清后,清政府内部有人主张放弃台湾,甚至认为可以把台湾送给荷兰人。康熙起初对台湾的弃留问题也不够重视,认为“得之无所加,不得无所损”(《康熙起居注》二十二年十月一日条)。施琅见状,遂题呈著名的《恭陈台湾弃留疏》,他首先指出台湾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处于大陆东南海中,“乃江、浙、闽、粤四省之左护”,荷兰人对台湾无时不在“涎贪”,如果一旦让其占有台湾,他们必定会以台湾作为基地,利用“精壮坚大”的战舰进犯大陆沿海。“此乃种祸后来,沿海诸省,断难晏然无虞”,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将会受到严重威胁。其次,施琅指出,台湾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交通发达,弃之未免可惜。“耕桑并耦,鱼盐滋生”,满山遍野种植有各种竹木,“一切日用之需,无所不有”。还盛产木棉,“经织不乏”,“舟帆四达,丝缕踵至”,这样的宝岛,怎么能弃之不顾或拱手送人呢?复次,他指出,守卫台湾不会增加清政府的财政负担,可以采用汰减“内地溢设之官兵”以分防台湾的办法,以做到“无添兵增饷之费”。最后,施琅再次强调,由于“台湾一地,虽属外岛,实关四省之要害”,因此,不要说因其物产丰富,“固当议留”,即使是“不毛荒壤,必藉内地挽运,亦断断乎其不可弃”!真是掷地有声。如果没有炽热的爱国热忱,维护国家一统的强烈愿望,怎么可能题呈这样的奏疏,提出这样的真知灼见呢?这岂是一个叛国的汉奸罪人所能为?

  施琅力主留台的意见终于被清政府所采纳,清政府在台湾设府管理,屯兵戌守,从此台湾正式投入祖国的怀抱,成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笔者认为,与其说是施琅陈述的理由折服了康熙和朝中大臣,不如说是他的冷静、热情和对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深切关怀打动了康熙与朝中大臣。试想,如果没有施琅的率师征台和疏请留台,今天的台湾恐怕早已不在中国的版图之内了,掌握台湾命运的也不可能是中国人了。

  施琅一贯坚定地主张维护国家领土的完整,早在康熙七年(1668年)他就上疏反对清政府为对付郑氏而采取的迁界政策,他心情沉重地说:“伏思天下一统,胡为一郑经残孽盘踞海岛,而拆五省边海地方,画为界外,以避其患!自古帝王致治,得一土则守一土,安可以既得之封疆而复割弃?”(《靖海纪事》卷上,《尽陈所见疏》)15年后他力主留台,可以视为是其“安可以既得封疆而复割弃”的思想主张的再现。

  《靖海纪事》收有施琅族叔施德馨所撰施琅传记《襄壮公传》,书中记载施琅在儿童时代曾就塾读经,中年后调入京任内大臣13年期间则攻读史籍不已,“尝于朝退休闲,翻阅历代二十一史,鉴古今成败及名臣言行可法者,一一具志诸胸中”。可见施琅虽为武将,却自幼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其忧国忧民的情怀和追求大一统的理想,都可以从中找到根源。

  目前,我们也有实现统一台湾的重大使命。大概是出于这个原因吧,施琅——这位曾经为统一两岸作出重大贡献的爱国者,近年来备受“台独”的仇视。翻开台湾出版的一些报刊,经常可以看到把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东山针对“台独”所进行的军事演习和施琅从东山渡海征台两件事联系在一起,加以肆意诋毁的文章。我们不难从这些文章的背面悟出施琅屡遭无端诬蔑的现实缘由。

  已故著名明清史专家傅衣凌先生指出:“郑成功的复台和施琅的复台虽各有具体原因,但是都隐藏着中华民族的大义。”“两人的处境不同,征台的出发点不同,但是他们对台湾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则有同样的认识,都坚定地主张保卫台湾。从他们两人对台湾的认识来说,我们说施琅不是郑成功的叛徒,而是他的继承者。”傅先生对施琅的评价是很中肯的,值得我们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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