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翔宇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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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家寡人是怎样炼成的?  

2010-09-18 15:53:36|  分类: 翔宇沙龙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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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闲来无事,就溜进网吧,小上了一会儿网,不料却看到一则令我万分痛心的新闻。虽然身处天朝上国,各类奇事、怪事层出不穷,有的荒诞不经,有的光怪陆离,这些屡见不鲜的新闻已无法刺痛我那麻木的神经,但今天的这则新闻却让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心痛。

  据网易报道,某地在专项整治的“扫黄”运动中发现了不少还未满十八周岁的90后小姐,看到那些衣着暴露、瘦小单薄的身体在镁光灯的照射下和警察叔叔的威吓下蜷缩在墙角瑟瑟发抖,我感到一种刺骨的痛在全身弥漫开来。这些小姑娘本应该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本是偎依在父母怀抱撒娇的年龄,如今却蜷缩在冰冷坚硬的墙角,沦为人民警察的“战利品”。

  “扫黄”,相信大家对这个有着中国特色的词汇并不陌生,政府每隔几年便会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一股运动式“扫黄”风暴,只是待风平浪静之后一切又照旧如初,直到又一次全国性的“大清洗”。

  就我个人而言,我对这种抽风式的“扫黄”素无好感,反倒觉得这种全国性、间歇性的运动貌似有文革遗风,每次的“扫黄”运动就好像是一个固定的程序公式,首先是政府发动其喉舌媒体、开动其宣传机器,为接下来将要刮起的风暴造势,然后组织精兵强将,对各街头巷尾的流莺野鸡进行无情的围剿,最后便是满载而归,大摆庆功宴。像这种治标不治本、于家于国、与人于己都无益运动根本没有任何可取之处,唯一的好处便是为国人贡献了一场精彩纷呈的闹剧,给人们提供茶余饭后的谈资。

  看到这持续至今的“扫黄”运动,我不禁联想到前不久曾热闹一时的郭德纲“封杀门”事件。“扫黄”和“封杀门”,二者看似风马牛不相及,但我认为其背后的驱动力是一致的,从中可以看出极其明显的目的性。

  先说“扫黄”,为什么每次“扫黄”运动看似轰轰烈烈,风暴所到之处,摧花折柳,而风暴过后,却依旧又是莺歌燕舞一片。难道真如有人所说,“扫黄扫黄,越扫越黄”?

  其实,每次“扫黄”所动用的警力、物力都是非常之大,其打击力度也是前所未有,但却收效甚微,每次“扫黄”过后,那些色情娱乐场所又死灰复燃,而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之所以会越扫越黄,其最根本的原因是每次“扫黄”看似雷声很大,雨点也很大,但究其实质,“扫黄”不过只是一场极小范围内的雷阵雨,不但来得快,去得也快。更要命的是,这场雨淋湿的只是那些没钱买伞、没钱买房的人,而那些有保护伞、有靠山的人则总能在这场疾风骤雨中毫发无损,安然度过,而且每次暴风雨过后,总有大批没有保护伞的“难民”或主动、或被动地涌入保护伞之下,以求在下次暴风雨中不再遭殃。

  这种“只拍苍蝇,不打老虎”的“扫黄”,其背后的驱动力就是要通过这种风暴式的运动把那些暗藏在街头巷尾的野鸡们驱赶到有背景、有靠山的“色情特权专卖店”里去,企图通过这种手段让那些游离在体制外的小姐们自动把自己纳入到体制之内。小姐们则从打游击战的游兵散勇蜕变成打运动战的粉红军团,从此,在精神上和肉体上彻底依附于体制。

  郭德纲的“封杀门”看似是因为徒弟打人而被卷了进去,但郭德纲之所以被封杀是因为他不但游离于体制之外,而且还对体制冷嘲热讽,极尽挖苦讽刺之能事。如此一来,他若不成为“三俗”的典型,那谁人可堪此“重任”。

  郭德纲弟子打人本是一个单纯的法律事件,但因为卷入了郭德纲和北京电视台那此事就不再是单纯的法律事件了。由一个单纯的法律事件转变成轰动一时的社会事件,甚至演变成一个政治问题,其背后的逻辑的确值得人们深思。

  骂郭德纲的人通常都说他忘恩负义,他当初落魄的时候是北京电视台力捧了他,如今他却过河拆桥,大骂昔日的恩人,可见此人薄情寡义。其实,媒体和艺人本身就是一种基于商业利益的合作关系,硬是被有些别有用心的人披上一层温情脉脉的外衣,希望以此可以在一些关键的时候占领道德的制高点。

  说白了,郭德纲之所以被封杀,是因为他一直不肯依附于体制,硬是要做某些人眼里的刺头,终于,在媒体的声讨下,郭德纲左支右绌狼狈不堪,最后逼不得已,只好花钱买平安。相信,此事之后,郭德纲对体制了有了更刻骨的了解,再也不会轻易做某些人眼里出头鸟了,否则,自己就是第二个陈佩斯了。

  对于体制,中国人一点都不陌生,年纪稍大一点的人对体制都有着一种刻骨铭心的体会,有着一种难以名状的情感。

  在我国封建社会时期,一直以来贯彻“皇权不下乡”的政策,政府主要通过乡土社会中的乡绅、望族等精英作为自己的代理人控制农村,乡绅、望族等控制乡土社会主要是以宗族门规、礼教、道德等手段。如此一来,草民百姓们都依附于当地的名门望族,从而达到一种微妙的平衡。

  民国时期,为了保证了国家在农村拥有最大限度的汲取能力,国家权力对农村社会的介入便采取“国家经纪”的方式——即国家用非官僚化的机构及人员代行政府的正式职能,征收赋税并实现对乡村社会的统治。诸如当时国民党政府的保甲制度和中共解放区的“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农会制度。

  建国后,新生政权出于对反对势力的恐惧,也为了更加牢固的维持自己的统治,通过一系列的诸如公社运动、土地革命等全国性的运动,彻底的摧毁了传统中国旧的乡村体制,国家权力介入的集体生产方式取代了传统农民的生活方式,中国农村原有的组织基本上不复存在,农民被统合进政社合一的国家组织中,直接处于国家权力的控制之下,沦为“国家农民”。

  中共以强大的政治威慑力为后盾,不仅没收了宗族势力占有的土地,摧毁了宗族制度的经济基础,而且打倒了把持乡村社会政治权力的族长,没收了祠堂,焚毁了家谱,彻底摧毁了宗族制度,瓦解了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势力。农民的宗族观念开始淡薄,“亲不亲一家人”的口号,开始被“天下穷人是一家”的口号所取代。阶级意识逐渐取代宗族观念,成为广大农民的主流思想意识。

  这一时期,中国的党政主体权威和社会控制到了无以复加的超强程度,表现在政治上的国家政权渗透到每一个家庭,经济上的高度集中,思想上的高度统一。在这种背景下,农村社区只存在单一的党权主体权威,其他任何非主体权威都失去了生存的空间。

  通过这些手段,个人与家庭之间的联系得到了最大的削弱,而个人与政权之间的联系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强化。如此,所有国民完全都被纳入政权体系之内,民众都必须依附于这个庞大而复杂的体制才能生存。

  事实上,在中国传统社会,强调的就是一种“人身依附关系”。每个人都得依附于一个人,或依附于某个群体,子女依附于父母,妻妾依附于丈夫,下级依附于上级,所有的人都依附于皇帝,而皇帝则没有可以依附的人,理所当然地成为“孤家寡人”。

  当历史的车轮驶入二十一世纪时,如果有些人仍旧保守残缺,企图把所有人都牢牢控制在那个僵硬的体制之内,使所有人都依附于他,并不惜动用各种手段对那些体制外的“游民”极尽打压,这样的人必定会成为真正的孤家寡人,其下场可以从故纸堆里的历代独夫身上可窥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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