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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当年对五四运动的反思  

2011-05-12 20:26:52|  分类: 文史艺术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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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当年对五四运动的反思 - 翘楚 - 翔宇沙龙

胡适(1891~1962)徽州绩溪县上庄村人

现代著名学者、诗人、历史家、文学家、哲学家

        胡适最担心的事情就是把五四运动当成一个空洞的口号,他以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北宋末年的陈东上书、清朝末年的戊戌政变、1848年的欧洲革命为例,证明了一个最正确的历史公式。

        天下最不经济的事

        “荒唐的中年老年人闹下了乱子,却要未成年的学生抛弃学业,荒废光阴,来干涉纠正,这是天下最不经济的事。”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的时候,胡适正陪同杜威先生在上海访问,同行的还有杜威的学生、北京大学教务长蒋梦麟先生。当时他们对北京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两天后才通过报纸了解到事情的经过。

        1920年五四运动一周年的时候,胡适和蒋梦麟联名发表文章——《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这篇文章由胡适起草,从中可以看出他对五四运动的初步反思。

        文章说,五四运动之前,他们只是想通过杜威的访问,在思想上提倡科学精神,在教育上输入新鲜理论,“不料事势的变化大出我们的意料”,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对于这个运动,胡适认为至少有五大成效:一是加强了学生主动负责的精神,二是激发了学生对国家命运的关注,三是丰富了学生团体生活的经验,四是培养了学生作文演说的能力,五是提高了学生追求知识的欲望。文章指出:“这都是旧日的课堂生活所不能产生的”效应。

        与此同时,该文对五四运动也提出批评。文章认为,以罢课为武器进行斗争,对敌人毫无损害,对学生却有三大危害:第一,在学生运动中,有些人自己不敢出面,却躲在人群中呐喊,从而助长了依赖群众的懦夫心理。第二,罢课时间一长,有些人就会养成逃课的习惯。第三,经过这场运动,有些人可能养成盲目从众的行为模式。

        尽管如此,作者仍然对学生运动予以充分肯定。文章强调,五四运动“是青年一种活动力的表现,是一种好现象”。正因为如此,文章对办教育的人提出如下忠告:“不要梦想压制学生运动,学潮的救济只有一个法子,就是引导学生向着有益的路上去……”

        作为学生的师长,胡适和蒋梦麟还告诉大家:学生运动不是常态社会的行为模式,而是变态社会的必然产物。所谓常态社会,是一个比较清明、由成年人管理政治的社会。如果成年人不能尽责尽力,不能治理政府的腐败,那就是一个变态的社会了。在这种情况下,“干涉纠正的责任,遂落在一般未成年的男女学生的肩膀上”。于是,本来应该安心读书的学生只好放下书本,走出校园,冒着生命危险去游行请愿,从而酿成大规模学生运动。因此他们在文章中说:“荒唐的中年老年人闹下了乱子,却要未成年的学生抛弃学业,荒废光阴,来干涉纠正,这是天下最不经济的事。” 

        一个最正确的公式

        “凡在变态的社会与国家内,政治太腐败了,而无代表民意机关存在着;那末,干涉政治的责任,必定落在青年学生身上了。”

        五四运动以后,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等学生领袖先后出国留学。这些人学成回国后,又投入如火如荼的国民革命运动。1928年5月4日,正当国民革命军节节胜利、北洋政府即将垮台的时候,胡适应邀去上海光华大学发表演说。当时胡适已经离开北大,担任了中国公学的校长。中国公学位于上海吴淞口,是胡适的母校,因此他对这所学校感情很深。胡适最担心的事情就是把五四运动当成一个空洞的口号,再加上台下的大学生在五四运动时年龄尚小,因此他首先向大家介绍了五四运动的背景和经过,然后再分析它的影响和意义。胡适认为,五四运动除直接导致中国代表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并最终解决了“山东问题”外,其间接影响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

        一,过去的学生只顾读书,不管闲事。五四运动使他们对社会政治产生了莫大的兴趣。

        二,为了参加运动,学生都组织了自己的社团,并创办了各自的出版物。这对新文学运动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三,为了让普通老百姓关心政治,读书看报,许多学校都创办了平民学堂,使平民教育得到很大进步。

        四,中国劳工纷纷成立了自己的工会,并与学生运动遥相呼应。

        五,妇女地位得到很大提高,从而形成了妇女解放的洪流。

        六,各个政党都非常注意吸收青年为自己的骨干。为了给他们开辟言论阵地,报纸副刊也由过去的“捧捧戏子,抬抬妓女”,改变为谈论“马克思、萧伯纳、克鲁泡特金等名词”了。

        在此基础上,胡适再次强调学生运动是变态社会产物。不同的是,这一次他把这个观点总结成一个历史公式,并且用这样一句话来表述:

        凡在变态的社会与国家内,政治太腐败了,而无代表民意机关存在着;那末,干涉政治的责任,必定落在青年学生身上了。

        为了证明这个历史公式,胡适以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北宋末年的陈东上书、清朝末年的戊戌政变、1848年的欧洲革命为例,得出如下结论:“政治腐化,至于极点,创议改革者,即为少年学生;亦唯此种热烈青年运动,革命事业,都有成功之一日。”相反,如果政治清明,而且有各种民意机构存在,那么政治就自然是成年人的事了。在这种情况下,青年学生就可以安心读书;他们的兴趣,就可以是体育比赛、跳舞看戏、谈情说爱了。胡适认为,无论从正面还是反面,都可以证明上述公式正确无误。

        值得一提的是,在演讲结束的时候,胡适还充满感情地说:自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青年,对于社会和政治,总是不曾放弃自己的责任,总是不断与恶势力作斗争。为此,“他们非独牺牲学业,牺牲精神,牺牲少年的幸福,连到他们的自己的生命,一并牺牲在内了”。他还说:“例如前几天报上揭载武汉地方,有二百余共产党员,同时受戮,查其年龄,几皆在二十五岁以下,且大多数为青年女子。照人道来讲,他们应该处处受社会的保障,他们的意志,尚未成熟,他们的行动,自己不负责任,故在外国,偶遇少年犯罪,法官另外优待,减刑一等,以示宽惠。中国的青年,如此牺牲,实在太大了!” 

        为个人主义正名

        “一些人嘲笑这种个人主义,笑它是十九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过时思想。这种人根本就不懂得维多利亚时代是多么光华灿烂的一个伟大时代。”

        1935年是五四运动16周年,胡适在《独立评论》上发表《纪念五四》一文。在这篇文章中,胡适仍然像往常一样首先回顾了五四运动的经过,并披露了五四运动的爆发与蔡元培有直接关系。

        文章说,1917年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的第一天,就提出“研究学术”的宗旨。后来陈独秀主办《新青年》,最初也是以反对旧礼教、提倡白话文为主,并且有意不谈政治,从而把思想革命限制在学术文化领域。但是,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消息传来之后,北京各学校放假三天,庆祝协约国的伟大胜利。整个北京就像陈独秀所说:“旌旗满街,电彩照耀,鼓乐喧阗,好不热闹!”

        由于蔡元培当时是主张中国参战的,因此当胜利来到的时候,他的“兴致最高”。于是他约请教授们在天安门组织了演讲大会,“第一次借机会把北京大学的使命扩大到研究学术的范围以外。”也就是“从这一天起,北京大学就走上了干涉政治的路”。这样一来,就把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五四学生运动的关系,大体上梳理清楚了。

        需要指出的是,当时正是日寇向华北步步紧逼,国家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如何应对这一严峻形势,是每一个中国人必须面对的大问题。由于胡适在文章中没有涉及这个问题,所以当他看到张奚若在《大公报》发表纪念五四的文章后,“很受感动”。

        张奚若早年与胡适是中国公学的同学,当时是清华大学政治学教授。张文的标题是《国民人格之培养》。当时是不能直接谈论抗日问题的,因此张先生只能从培养国民人格的角度入手,剖析问题的要害之所在。

        在张奚若影响下,胡适又写了一篇文章,标题是《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再谈五四运动》。他说:“张先生所谓‘个人主义’,其实就是‘自由主义’”。五四新文化运动“无论形式上如何五花八门,意义上只是思想的解放与个人的解放”。他指出:个人主义有两种,一是只顾自己,不管别人的“为我主义”,即假个人主义;二是有独立思想、只认真理不计利害的“个性主义”,即真正的个人主义。胡适还说:“……一些人嘲笑这种个人主义,笑它是十九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过时思想。这种人根本就不懂得维多利亚时代是多么光华灿烂的一个伟大时代。马克斯(马克思)、恩格尔(恩格斯),都生死在这个时代里,都是这个时代的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的产儿。他们都是终身为自由奋斗的人。我们去维多利亚时代还老远哩。我们如何配嘲笑维多利亚时代呢!”

        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

        “经过了这次轰动全国青年的大解放,方才有中山先生所赞叹的‘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

        1947年五四运动28周年之际,胡适为《大公报》写了纪念五四的“星期论文”。我注意到,胡适每当论及五四运动,都要提到孙中山的一段议论,这篇文章也不例外。这段议论是孙中山在1920年1月给海外同志写信时提到的。当时距五四运动虽然只有八个月,但是在涉及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时,却言简意赅,一语中的。这段文字不长,也容易理解,故照录于下:

        自北京大学学生发生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预备,于是蓬蓬勃勃,发抒言论,国内各界舆论一致同倡。各界新出版物为热心青年所举办者,纷纷应时而出,扬葩吐艳,各极其致。社会遂蒙绝大之影响。虽以顽劣之伪政府,犹且不敢撄(按:接触、触怒的意思)其锋。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推原其始,不过由于出版界一二觉悟者从事提倡,遂至舆论界放大异彩,学潮弥漫全国,人皆激发天良,誓死为爱国之运动。倘能继长增高,其将来收效之伟大且久远者,可无疑也。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兵法攻心,语曰革心,皆此之故。故此种新文化运动实为最有价值之事。

        这里所谓“人皆激发天良,誓死为爱国之运动”,与思想解放、个性解放有密切关系。因此胡适指出:“孙中山先生的评判是很正确很公允的。五四运动在两个月之中,轰动了全国的青年,解放了全国青年的思想,把白话文变成了全国青年达意表情的新工具,使多数青年感觉用文字来自由发表思想感情不是一件困难的事,不是极少数古文家专利的事,经过了这次轰动全国青年的大解放,方才有中山先生所赞叹的‘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这是五四运动的永久的历史意义。”需要指出的是,许多人以为白话文淡如白水,不如文言文高雅古奥,耐人玩味。殊不知白话文运动的最大作用,就在于思想解放和个性解放,而思想解放和个性解放又是现代化的先决条件。

        在此期间,胡适还分别在北大学生“五四”筹备会举行的晚会和北大校友聚餐会上发表讲话。他说:陈独秀在《新青年的罪案》中“提出两点,即拥护科学与拥护民主。因拥护科学而反对孔教、反对旧思想;因拥护民主,而反对专制,反对独裁。这就是《新青年》的两大罪案,也就是新思潮运动的原因。”至于新思潮的意义,他认为是一种批评评判的态度与精神,是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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