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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谈古代官场之说话真经  

2011-09-07 19:44:37|  分类: 文史艺术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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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古代,有的官员因为说了一句话,就丢官甚至丢命,而有的官员却因为一句话平步青云,志得意满。因此,古代选用官员的标准之一是善言辞。官场所谓善言辞,不是口若悬河、言辞滔滔的意思,而是指会说话——懂得根据自己的身份,什么场合该讲话,什么场合不该讲话;该讲话时应怎样表述,以求恰如其分,无懈可击。

        身处险恶的官场,古代很多官员都体悟到,言语宁少毋多,表态宁迟毋早,用词宁陈毋新,套话、空话不可不讲。甚至有官员把“多磕头,少说话”当作主要的为官之道。而恪守此道的官员,不乏飞黄腾达者。

        曹振镛因“多磕头,少说话”位极人臣

        《翁文灏日记》写到袁世凯统治时期曾任总统府秘书长的张一麐,在1941年11月17日的国民参政会上,当着蒋介石的面,用历史上的一个典故,批评当时官场风气:“张一麐讲,不宜学前清末年风气,‘只许磕头,不许开口’,盼政府早行宪政。”由张一麐的话可知,清朝官场恶习,为民国官场所沿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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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振镛(1755~1835),字俪生,号怿嘉,文埴子

        “只许磕头,不许说话”(原为“多磕头,少说话”)的出典是:清朝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元老曹振镛,用六个字概括了他毕生奉行的信条及官运亨通的诀窍:“多磕头,少说话。”并且以此教导其门生、后辈。清代朱克敬《暝庵二识》云:“曹文正公晚年,恩遇益隆,身名俱泰。门生某请其故,曹曰:‘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曹振镛对门生说,他做官没有别的诀窍,就是“多磕头,少说话”。朱克敬《暝庵杂识》云:“道光初,曹太傅振镛当国,颇厌后生躁妄。门生后辈有入御史者,必戒之曰:‘毋多言,毋豪兴。’”曹振镛的门生、后辈有当御史的,他担心这些门生、后辈像一些年轻人那样,急躁、轻率,于是告诫他们,不要多说话,不要冲动。这些门生、后辈都把曹振镛的话当作座右铭,时时记取,“循默守位”,不多言语,循常随俗,以求在官场立稳足跟。

        “多磕头,少说话”的官场风气古已有之,只是没有用这六个字概括罢了。西汉鲍宣就曾在谏疏中说到:当时官场“以苟容曲从为贤,以拱默尸禄为智”。官员们都屈从附和,少言寡语,拿了俸禄不尽责,在官场胡混,并且以此为高。

        曹振镛在乾隆时代开始踏上仕途,乾隆帝“以振镛大臣子,才可用,特擢侍讲”。这位“官二代”从此青云直上,后升侍读学士,嘉庆时任吏部尚书、体仁阁大学士,道光时任军机大臣、武英殿大学士、上书房总师傅。《清史稿·曹振镛传》说:“宣宗治尚恭俭,振镛小心谨慎,一守文法,最被倚任。”原来曹振镛最被道光帝宠信、倚重的原因是,他循规蹈矩,奉命唯谨。他死之后,道光帝下诏赐谥号“文正”。理由是:“曹振镛实心任事,外貌讷然,而献替不避嫌怨,朕深倚赖,而人不知。”道光帝说,从外表看,曹振镛是木讷之人,但他就国家大事何者可行,何者不可行,提了不少建议,只是别的大臣不知道。生前奉行“多磕头,少说话”的曹振镛,对道光帝还是讲了不少“私房话”。谥号是大臣死后朝廷根据其生前事迹赐给的称号,是对死者一生功过的评语,道光帝赐谥号“文正”,对曹振镛评价极高。因为据司马光说,“谥之美者,极于‘文正’”。曹振镛因“多磕头,少说话”,生前死后均享受极大荣宠,就像《论语》所说,“其生也荣,其死也哀”。

        小说《官场现形记》写到的华中堂,做官之道与曹振镛不谋而合。华中堂回答门生贾大少爷的问题说:“多碰头(磕头),少说话,是做官的秘诀。”“应该碰头的地方万万不可忘记不碰;就是不该碰,你多碰头总是没有处分的。”黄大军机对华中堂的做官秘诀大加赞赏,他对贾大少爷说:“华中堂,阅历深,他叫你多磕头,少说话,老成之见,这是一点儿不错的。”据说华中堂的原型是晚清重臣荣禄之流,而且荣禄可能真的说过华中堂上述那些话。如果是这样,说明晚清也盛行“多磕头,少说话”。

        曹振镛所以要奉“多磕头,少说话”为圭臬,这六字官经所以能流传下去,大行其道,无非是这样做能使仕途顺畅:可以给上司以老成、持重、谦恭的印象,取得其好感和信任;可以避免语多出错,授人以柄;可以收敛锋芒,磨平棱角,免遭同僚忌恨。总之,有利于保护自己和在官场发展。

        古代官场说话讲究多

        我们可以鄙薄曹振镛之为人,但同时也得承认,从某种程度上讲,是官场环境催生了曹振镛这类谨小慎微的庸碌官员。

        有的皇帝,是不允许臣下有任何口误的。清朝金埴《不下带编》一书说:明朝嘉靖皇帝召太医令徐伟诊脉,徐伟进殿后匍匐膝行,见皇帝坐在小床上,龙衣拖到地上,不敢继续向前爬,奏道:“皇上龙衣在地上,臣不敢前。”嘉靖帝马上拉了拉衣服,伸出手腕让徐伟诊脉。诊脉毕,徐伟回到值班室。皇帝下诏内阁,说:“伟适诊脉,称衣在地上,足见忠爱。地上人也,地下鬼也。”并给了徐伟重重的赏赐。徐伟见到诏书,惶惧失色,庆幸自己拣了一条命,以为有神灵在暗中保佑。如果徐伟口不择言,说“衣在地下”,在嘉靖帝听来,等于骂他是“鬼”,罪该万死。金埴说,嘉靖帝“严而多忌,误有所犯,罪至不宥”。若是遇上嘉靖帝这样的皇帝,官员们哪能不诚惶诚恐?生怕语多必失,要对自己讲的每一个字斟酌再三。不幸的是,嘉靖帝这样严苛的皇帝,在历史上不是个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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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思宗朱由检(1610~1644)即崇祯皇帝,(1627~1644)在位

        明朝崇祯帝被认为是刚愎自用的皇帝,不过他有时也显得有些“开明”,对口误者,不责怪,不追究。明朝李清《三垣笔记》一书说,1638年4月的一天,崇祯帝召见地方官员,五人一批,不提问题,让他们自己随便说。这些地方官都是只会磕头不会说话的“磕头虫”,初次见皇帝,惶恐之下闹出了不少笑话:“或语冗碎不可了,上必云‘减省些’;或误称‘臣’为‘知县’;或误称‘上’为‘老大人’,旋觉误,仓皇称‘老皇上’者。上微笑。”官员们讲话错误百出,触犯忌讳,但崇祯帝以微笑表示对这些地方官的宽容。

        皇帝也“金口难开”

        不但一些官员有意不多说话,而且一些皇帝也刻意少言寡语。

        皇帝之口被称为“金口”。俗话说,“金口难开”,意即皇帝是不会轻易开口说话的。

        陈洪谟《治世余闻》一书据李东阳《燕对录》云:自明英宗天顺时期至明孝宗弘治时期,40年间,英宗、宪宗及即位之初的孝宗,难得召见内阁大臣,每次见面不过一二句话。弘治十年(1497)三月的一天,孝宗听大臣讲解经书毕,召见内阁大臣徐溥、刘健、李东阳等,皇帝讲的话比以往多得多,令李东阳大为惊奇。其实这一天接见内阁大臣,明孝宗只讲了10句话。句子短的只有两三个字,长的也不过20个字。短句如:“近前”,“看文书”,“与先生辈计较”,“吃茶”。在李东阳看来,这是破天荒第一回。

        这里再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宋朝至和年间(1054~1055),仁宗皇帝得了很重的病,连续昏迷三天。治愈后,“帝自此御朝,即拱默不言。大臣奏事,可即首肯,不即摇首”。宋仁宗从此不再开口,仅以点头、摇头表示对大臣的报告允准与否。其实他并没有丧失语言功能。幸亏当时有富弼、韩琦、文彦博、包拯等一批名臣为他支撑局面,朝廷才得以正常运转。

        睿智如唐太宗者,也不多言多语。唐太宗言:“朕每临朝,欲发一言,未尝不三思,恐为民害,是以不多言。”担任给事中并负责起居注的杜正伦说:“臣职在记言,陛下之失,臣必书之,岂徒有害于今,亦恐贻讥于后。”他点破了唐太宗的心思,原来唐太宗是怕多讲话出错,危害百姓,并被后人耻笑(因他的言论都要被史官记录下来,他本人都看不到)。

        皇帝讲话一般少之又少,这是树立威势和驾驭群臣的需要。他们一方面标榜以儒家学说治国,一方面采用法家倡导的统治术。《韩非子·主道》云:“人主之道,静退以为宝。不自操事而知拙与巧,不自计虑而知福与咎。是以不言而善应,不约而善增。”意思是说,君主的原则,以静退为宝。自己不操劳事务而知道臣下办事是拙还是巧;自己不谋划事情而知道臣下的计谋会得福还是会得祸。因此君主虽然不说话,臣下却能很好地提出自己的主张;虽然对臣下不作规定,臣下也能作出更多的功效。皇帝少说话,显得高深莫测,威严无比,可使臣下产生敬畏之心。

        古代官场,没有自由、平等讨论的气氛。要让官员们消除顾虑、畅所欲言,很难做到。

        防止“祸从口出”的技巧

        古代官员为防“祸从口出”,很讲究说话的技巧。试举几条:

        必要时保持沉默。明朝陈洪谟《治世余闻》一书说:明孝宗时,高官中有一人善于结交皇帝身边的人,这些被收买的人常在皇帝面前赞誉这位大臣的才能。一天,明孝宗对兵部尚书刘大夏说:“闻某极有才调。”刘大夏没有敢回答。孝宗以为刘大夏没有听清楚,大声说:“工部尚书李某,尔知之否?”刘大夏仍然没有敢回答。明孝宗这下明白了刘大夏的意思,笑着说:朕只听说此人能办事,没有来得及了解他的为人。刘大夏急忙叩头,说:诚如皇上所谕。刘大夏两次不回答明孝宗的话,是怕得罪别的大臣。

        不作正面回答。有的皇帝,在立皇太子、立皇后,或者改立皇太子、改立皇后之前,会征询大臣们的意见。有的大臣不知轻重,正面回答了皇帝的问题。有的大臣怀有顾虑,不愿正面回答皇帝的问题,而会说:“这是皇上的家事,外人不便说话,还是皇上拿主意吧。”这一句话,便把自己撇清了。历史上多有这样的例子,多位大臣靠这样的回答躲过了杀身之祸。

        回避实质问题。西汉元帝听说贡禹“明经洁行”,派使者召他到朝廷,提拔为谏议大夫。元帝几次三番虚心地向他咨询如何治国,贡禹说:高祖、文帝、景帝时,宫女不过十余人,皇家的马百余匹。景帝之后,争为奢侈,宫女和马匹越来越多。完全像开国之初,很难做到,但是也要稍稍仿效。如今宫殿已经造好,不能更动了,其余尽可减损。司马光在《资治通鉴》记载的这段话之后批道:“孝元践位之初,虚心以问禹,禹宜先其所急,后其所缓。然则优游不断,谗佞用权,当时之大患也,而禹不以为言;恭谨节俭,孝元之素志也,而禹孜孜言;何哉!”批评贡禹有意避重就轻,谗臣、佞臣当道他不说,却说一些节俭之类的、不痛不痒的话。官员们若是都把心思用在少说话、不给人抓到把柄上面,那官场也太沉闷了,哪还有勃勃生气和创造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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