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翔宇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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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帝国的迷思   

2013-04-27 23:30:11|  分类: 政治战略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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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试着接近我自认为了解的中华帝国的时候,我才发现,实际上我并不了解它,它对于我来说只是一些知识,甚至只是一些知识的碎片,这些碎片无法还原帝国的完整图景。

中华帝国的迷思 - 翘楚 - 翔宇沙龙

  有学者将中华帝国的组成分为三个阶级:皇家、官僚、民众。皇家通过官僚阶级对帝国进行统治,而民众则成为帝国的赋税基础。而囿于帝国的控制能力,在民间则是由地方乡绅维持着帝国功能的运转。而乡绅则是官僚阶层的土壤,它培育官僚,退休的官僚也成为乡绅的一部分。但是,这些还远远不够,尤其把关于帝国的文字资料罗列开来,把儒家文化视作帝国文化的代表,而沿着帝国文化走向这个制度的深处时,就会发现,对于帝国了解的同时,也随之产生一种认知的障碍。我相信,这种障碍也一样困惑了许多帝国的知识分子。幸运的是,在帝国遭遇现代化后,我们终于获得了异于儒家文化的角度和立场,这让我们可以用另一种眼光审视中华帝国。我相信由于时代的急迫,我们未能很好的清点帝国的遗产,但是,对于帝国的价值判断已经完全足够。“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激烈反对,成为了现代化视野对帝国的最终判词。从此之后,再没有对帝国的集中反思。而在我看来,仅仅是价值判断还不够,帝国,在价值之外,还依然作用并影响着今天的我们。那些未能与帝制一起毁灭的事物,今天,以另一种方式存在,或者说,它们依然保持着古老的面貌,只是在不同的光照下,躲避在不同的阴影之中。  

  中华帝国中的皇家和官僚阶级可以视作帝国的权力者,而平民阶级则是无权者,我关心的是,两者是如何互动的?无权者从帝国创立之初,甚至帝国之前,就不具备政治权利,这一境遇伴随帝国始终。这一点令人惊讶,在漫长的时间中,无权者竟然从来没有过对政治权利的诉求?哪怕即使是对政治权利的想象?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人们对政治权利有所想象,那么,也就会在实际政治中有所行动。这样来看,解释倒是合理。可是,如果无权者在政治上无法与权力者互动,或者说,无权者仅仅作为毫无政治权利的一方被纳入帝国政体,那么,无权者的意义是什么呢?

  经济。至少看上去合理。无权者是帝国的生产者,为帝国提供物质资源,而权力者依靠对暴力的垄断而成为敛赋集团。看来,无权者与权力者之间在经济上形成互动,这是帝国的经济基础。如果说,科举制为无权者向权力者转变提供了一条可行性途径,而这种途径也成为了帝国制度的一部分,那么,对于无权者来说,他们是如何看待帝国的?

  如果说民间的实际控制权掌握在乡绅手中,并成为民间社会的组织者与领导者,那么,对于一般民众而言,他们对于宗族社会的感受也许比帝国本身更为强烈。也就是说,很可能一个人一生都生活在一种宗族的观念之中,而对于他来说,帝国是一个遥远的存在。换句话说,与他密切互动的是乡绅阶级,他所有的疑问与全部的能量,在地方上就已经被溶解了。

  这样来看,庞大的帝国被分解为诸多的权力单元,而这些单元以县为单位,这些单位构成了帝国的基座。在某种意义上,这些单位有着自身的独立性,它们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并不紧密。当然,这与帝国的统治能力有关,而主要因素在于技术支持。我的疑问是,以县为单位,足够作为与中央在政治权利上商价的筹码。历史上也不乏割据的时代,足以说明,县单位的生存能力。但是,似乎帝国政体,才是权力者心之所向。战国、三国、五胡十六国、五代十国时代,最终归为一统,似乎,权力者并没有从中领悟到帝国之外的政治可能,即使,他们已经置身于那个环境当中。这背后的逻辑依然是,权力一统于暴力最强者,也就是说,历史上从没有得出一种经验,在一个以上的暴力集团之间形成一种常态政治。这是一种政治理念的缺失,也可以视作观念的缺失。所以说,国共的两次内战,也是观念缺失的必然结果。这样来看,帝国喜欢零和博弈,全赢或全输,它不允许任何力量与之分享权力。在这个向度上,帝国被设计成集权结构,在帝国的发展史上,这种集权化的现象也是越发明显。

  虽然帝国有着集权化的必然要求,但是,建立于农耕经济上的帝国统治能力毕竟有限,而在帝国晚期,人口的增长和农耕经济之间的平衡已经到达饱和状态。应该说,如果没有太平天国运动,对人口数量的沉重打击,清帝国的崩溃可能还要提前。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但是,对于帝制的经济基础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北洋时代的军阀割据,也许是最好的回答。从经济的角度来看,辛亥革命仅仅是让帝国政体变成了“战时状态”,而这是每一次改朝换代时的老套路,只要帝国的经济基础没有改变,新的集权政体同样可以卷土重来,即使,不再戴着帝制的面具。

  国民党政府控制全国后,也在做着土改的工作,当然,它失败了。农耕的经济基础并不比政治制度更容易改变。这就是中国问题的特色:幌子可以随便置换,但是,一旦触及实际利益,就会遭到利益集团不遗余力的反击。在某种意义上,说明国民党政府的统治能力依然有限。实际上,49年后国民党政府在台湾才成功进行了土改。而在大陆,中共的统治能力空前强大,它依靠政治手段完成了土改——且不说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暴力;而是苏联的经验挪移到中国,也同样挪移了苏联的失败。如果说,人民公社是毛的心血来潮,那么,人民公社的失败,依然只是回到了入社之前的农业政策。计划经济中,农业对工业的单方面哺乳,也拉开了农村与城市之间的经济距离。关键在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背道而驰,使得我们与现代化进程渐行渐远。直到今天,都不能说,我们已经解决了农业问题——当然不是单纯指粮食生产问题;而只能说,农业作为曾经帝国的经济基础已经不复存在。今天,粮食不是问题,土地才是问题。

  我认为,作为帝国的构成单位,县的政治功能的失落取决于这么几点原因:

  一、乡绅阶层的消失

  很明显,这个阶层在中共的革命时间表上,属于革命的对象,在中共根据地的土改只是局部尝试,而49年后,伴随土改的完成,乡绅阶层,作为县政治功能的实际组织者不复存在。

  二、国家能力的强化

  毛制度照搬苏联的极权政体,而这种政体有着其现代化的硬件与技术支持,这个体制足够将统治力量推进到帝制不可能抵达的角落,且不说是县一级,甚至到村、户的精确程度。应该说,49年后的大陆政权要比之前的国民党政府拥有更强大的统治能力。帝国时代,县单位还有一定的“自治权”,而到了毛时代,这仅有的“自治权”也被中央收回了。

  三、国有的土地政策

  中共曾经向农民允诺土地,并依靠农民取得了战争的胜利;而胜利之后,它就收回了之前的许诺,将土地全部收归国有。而国有土地的政策只是为工业积累提供支援,这不是为了解决土地问题,而是对农村和农业人口的牺牲。

  比较英国农业在现代化过程中的转型,工业化对于农业的影响更直接和剧烈,这个过程中也伴随着诸多社会问题,但是,这一转型少有政治力量的参与,它几乎局限在经济的层面完成了这一转型,并开启了资本主义时代。相对而言,我们一直想用政治的方式解决农业问题——并且在这个意义上,最终解决了问题;但是,一旦用政治的手段解决农业问题,那么,农业问题就成为了一个政治问题,而中共的“土改”也只是解决了一个政治问题而已。农业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我不认为苏联模式中,依靠农业为工业输血,比“羊吃人”的原始资本积累更道德,更少血腥。但是,关键在于,无论是农业还是工业问题,都隶属于现代化问题之下,无论毛时代留下了什么样的工业或农业基础或其他,都只能在向着市场经济的方向上改革。从实际效果来看,使中国开启市场经济的缺口既不是农业,也不是工业,而是开放政策本身。

  帝国,并非终结在公元1911年,而是在这之后逐渐瓦解的,甚至,我仍然可以辨识出它的一部分移魂在今天的制度中继续作祟。帝国的观念还保存在我们的传统、文化、意识中,换句话说,帝国,可能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复活,因此,了解它,并认识到在哪些方面,它依然作用于生活和我们自己,也许,才是真正终结古老帝国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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