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册 登录  
 加关注
   显示下一条  |  关闭
温馨提示!由于新浪微博认证机制调整,您的新浪微博帐号绑定已过期,请重新绑定!立即重新绑定新浪微博》  |  关闭

翔宇沙龙

淡出江湖,专心学习。

 
 
 

日志

 
 
关于我

家庭顺治、生活康熙、人品雍正、事业乾隆、万事嘉庆、前途道光、财富咸丰、内外同治、千秋光绪、天下宣统!

网易考拉推荐

中国:“海国”还是“陆国”?“海权”还是“陆权”?  

2013-08-14 20:55:30|  分类: 政治战略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下载LOFTER 我的照片书  |

  中国:“海国”还是“陆国”?“海权”还是“陆权”?

——重读《海国图志》的启示

中国:“海国”还是“陆国”?“海权”还是“陆权”? - 翘楚 - 翔宇沙龙

 魏源(1794~1857年)

  中国是“陆缘国”——大陆边缘的国家。一边连接大陆,一边毗邻海洋。中国龙是“两栖”龙,可以爬回尘土,也可游向海洋。去做“陆国”,成为大陆体系的一员,还是做“海国”,走出海洋的路线?是做“陆权”的国家,将心思退回亚洲的“大陆”,还是宣明“海权”,将目光转向太平洋的航路。多年前的魏源对我们说过了:中国当是“海国”,中国当争“海权”。中国需要海运、需要海商、需要海军、需要海权。海运—海商—海军—海权,成为魏源“海国”思想的逻辑主线。1

  一、海运思想的坚持

  中国是大陆国家,重陆轻海,海洋在中国人心目中缺乏地位。在运输方面,重视陆运、河运,忽视海运。虽然中国有许多江河,不乏优良的水道,然而被西高东低的地形所决定的东西向流向,给南北走向的水路运输带来困难。自隋炀帝开凿运河,中国南方漕粮百货都通过运河运输到京城及北方地区。

  至道光四年冬,情况发生变化。当时清江浦高家堰决堤,运河江苏高邮、宝应至清江浦一段,水流量减少,漕船搁浅,河运阻绝,京畿地区的粮食供应严重短缺。为此,道光帝令漕运总督魏元煜、江苏巡抚张师诚等督抚大臣,讨论海运代漕事宜。2当时许多大臣都主张借黄济运,而坚持海运代漕的则有齐彦槐、包世臣等人。

  包世臣在《海运南漕议》中说:“驳海运之说者三:一曰洋氛方警,适资盗粮;二曰重洋阻深,漂没不时;三曰粮艘须别造,柁水须另招,事非旦夕,费更不赀”。包世臣对此三个论点一一加以驳斥:第一,对于“洋氛方警,适资盗粮”这个理由,包世臣认为北洋水浅多礁,而盗船皆鸟船,吃水重,遇礁即碎,故盗船不可能“越吴淞而北以争南粮”;第二,至于“重洋阻深,漂没不时”,包世臣根据考察结果据实力争:航海沙船每年往返南北四、五次,每岁漂没海难的总数“不过千百分之一”,而“南粮由运河每年失风殆数倍于此”。第三,所谓“粮艘须别造”,也不成理由。事实是,粮艘不须“别造”,柁水也不必“另招”。海运漕粮的工作完全可以由“船商”担当。经过仔细调查他发现仅上海就有沙船三千五、六百号,船主大体是崇明、通州、海门、南汇、宝山、上海土著之富民。每造一船需银七八千两。其多者,一名船主拥船只四五十号,故曰“船商”。康熙四年开海禁,关东豆麦运到上海每年有千余万石,而布匹、茶叶等江南货物也由沙船运至山东直隶、关东等地。沙船有会馆,设有董事。上海等地民间海运行业既已如此组织严密,规模宏大,经验丰富,将南漕海运的事交给他们可以完全放心。至于运费支出事宜,包世臣也考虑到了。“每南粮一石,给水脚银四钱,上载时每石加耗米五升……合计南粮四百万石,不过费水脚百六十万”。3

  在坚持海运代漕的问题上魏源与包世思想上如出一辙。他同样认为,“海盗”、“风涛”、“霉湿”,都不能成为反对海运的理由。推行海运,海盗确为一难,但海盗多出南洋。南洋水深多岛,海盗多驾所谓“鸟船”,其“船锐底深”,适合当地水情,而北洋水浅多礁,鸟船不敢“越吴淞而北”。所谓“风涛”险阻。其实“大洋飓风,率在秋冬”,若是夏春航行,“有顺利无暴险”;所谓货物“霉湿”。设若运河运输,需历时数月,改为海运,“沙船抵京,则不过旬”。运输时间大大缩短,货物霉变的可能也必小于河运。再则,海运在中国已有先例,南方珠兰、茉莉等,北方豆、麦等,已“由沙船载之而北,运之而南”,并没有出现过严重霉变的问题。另外,海船结构较河船复杂。船底有甲板,船舷有水洞,自可防水,霉变问题完全可以解决。他强调:运河淤塞,日甚一日,河床加高,险情不断,变河运为海运,已成无奈必行之举。

  变河运为海运,关系重大,所考虑者为“国计也、民生也、海商也”,4其结果将达到“四利”:“利国、利民、利官、利商”5。魏源特别提到,推行海运,运营方法当非“官营”,而是“商营”。“官告竭,非商不为功也”。6保守派之所以反对海运,是因为他们结帮营私,中饱私囊,形成非法利益集团,利用河运获取巨大经济收益。因此,必须“尽革中饱蠹弊之以归于纳课请运之商”。魏源还建议“沿海皆行票盐,尽省浮费,匪独化私为官以助饷,并可化枭为良以助兵”,并设想使“浙江之南田山、福建之封禁山,许民屯垦;沿海之银矿山,许民开采”。7

  在麦金德看来,采用某一种航运方式可以决定一个地区的文明方式,“正是在入海河流航运的基础上,建立起河流阶段的文明,如扬子江畔的中国文明、恒河畔的印度文明,幼发拉底河畔的巴比伦文明、尼罗河畔的埃及文明。正是在地中海航运的基础上,建立起称作海洋阶段的文明。如希腊和罗马的文明。萨拉森人和维京人是靠近海航行来掌握统治权的。”8麦金德认为,河运造成中国、印度等国家等农业文明,而海运则成就了希腊、罗马的海洋文明。

  在长距离运输方面,海运比河运价廉、便捷,运量也大,海洋势必成为最主要的商业交通媒介。河运一般指的是一个国家内部的运输与交易,而海运的推广,将使人们放眼于世界性贸易。海洋让人联想到全球性的国际市场,这里成为世界上主要的财富来源。只有那些重视海洋功能,积极主张与实施海上运输的国家,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现代型的市场型工商国家。只有那些国家重视海运的国家,通过海运走向海洋贸易的国家,才有可能进入世界强国的行列。宛如在农业国家,渠道与灌溉对于植物的生长具有绝对重要的作用,在工商国家,海运与航线与这个国家的富强与活力休戚相关。由“海运”走向“海商”,由“海商”走向世界“海洋市场”。从经济意义上说,这是世界强国崛起的必由之路,而海运则是走上这条道路的第一步。魏源海运思想的历史意义就在于倡说与引导中国走出这重要的“第一步”。

  二、“海商”精神与世贸思想的阐扬

  在主张海运的问题上,包世臣和魏源站在一起,但面对中国要不要在海运的基础上发展“海商”,即国际贸易,包世臣的思想却落后了。包世臣认为:“但绝夷舶,即自拔本塞源。一切洋货皆非内地所必须,不过裁撤各海关,少收税银二百余万两而已,国课虽岁减二百万,而民财则岁增万万,藏富于民之政,英大于是”9。龚自珍也曾认为:应将“关税定额陆续清减”,“国家断断不持榷关所入”。可以说,包世臣是接受了龚自珍的思想,对于中国加入国家贸易一事,持保守观望的态度。

  主张“大历史”观的黄仁曾说:“小时候读历史,常有中国人不如别人之感,何以日本明治维新,几十年内就凡事做得头头是道,而中国似乎越做越糟。现在才看得明白,中国文化是亚洲大陆地理的产物,欧美日本的物质文明,有他们海洋性国家的经验”。10近代史上包世臣和龚自珍不在顽固守旧之列,包世臣力主海运,就说明这一点。然而即使这样的先进思想者,一旦要他们吸收“海洋性国家的经验”,也会犹豫不决,此乃中国“旧式农村的习惯”太沉重,而这样的习惯正是产生于“亚洲大陆地理的产物”。

  与龚自珍、包世臣等人不同,魏源思想开通,目光较远。他主张国际通商,发展海洋贸易,意志坚决。他倡导“互市各国”,“听互市各国以款夷,持鸦片初约以通市”。他对鸦片战争前中英贸易情况作具体分析:以道光十七年(1837年)广东与英贸易出入之数,共计英国船购出广东货物21,816,000元。英国进口货14,478,000元,少于出口货合银价700余万元。假如没有鸦片贸易,“而以货易货,则英夷应岁补中国银七百余万元”。

  他主张在断绝鸦片输入的基础上,打破壁垒,货物互通。“与夷约,果鸦片不至、则尽裁一切浮费,免米税,商本轻省”。这样,“上无缺税,下无缺财”,外商可转谋“自然之利”,中国可免烟毒病民与白银外溢。中国大宗出口资源为茶叶与湖丝,可尽量出口。西洋棉花、洋米、呢羽,则可适当进口,“此外铅、铁、硝、布等有益中国之物,亦可多运多销。”魏源提出货币应以“五行百产之精华”、天地自然之珍”为之,力主白银本位;发行货币,应“一主于便民,而不在于罔利”,力阻滥发纸币,而使物价腾贵。他建议开采银矿,增加银源,还可以仿效西方铸造银币,“仿番制以抑番饼”,抵制外国银元的垄断地位。11

  中国古代忽视海洋贸易。近世以来,中国与周边国家虽有“朝贡贸易”,但是这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国际贸易。清朝“净海”,日本“锁国”。沟口雄三认为亚洲地区存在着一种以儒教为中心,以抑制商业为特点的“东亚文明圈观念”。如果说中国明代时期还出现过远洋航行的萌芽,让这样的“萌芽”发展下去,中国很有可能逐渐产生类似“西洋”的国家贸易。由于蒙古、女真的入主中国与元、清两朝的建立,这样的可能性终于消散。“波斯人任何航业也没有。当他们征服了埃及的时候,他们便把本国原有的这种精神带到埃及去,因此,航业废弛到了极点。以致希腊的君王们发现波斯人不但对推罗人、以东人和犹太人在大洋的航行一无所知,就是红海的航业也一无所知。”12这里有一个“文化覆盖”的推断,这就是无论元、清,都是草原帝国的后裔,在中国建立起来的庞大帝国,绝不可能脱离原有的奠基于草原沙海之上的“内陆”气质,这是他们的“原有的精神”。如同“任何航业也没有”,反对航海的波斯征服了埃及,把波斯的内陆精神带到了埃及。并“覆盖”了埃及的原有精神,使那里的“航业废弛到了极点”一样,元、清两朝的文化覆盖,使用中国成为海洋国家的仅有的一点可能化为乌有。

  中国近代史成为国家的战败史与民族的悲情史。中国战败,先败于鸦片战争,后败于甲午战争,再败于八国联军。始败于南海,后败于北洋,再败于北洋,都败在海上。历史转移到一个新时代,这个时代是大海运时代、大海商时代、大海军时代、大海权时代。不管愿意不愿意,事实已经说明:要想“强国”,就要海运致强、海商致强、海军致强、海权致强。魏源是一个有预见性的历史学家。他亲见鸦片战争的惨败,未见后两次的失败。但是他著《海国图志》,已经预示一个道理:中国需要海运、需要海商、需要海军、需要海权。不可设想,一个不要海运事业,否定海商发展、拒绝世界贸易的国家,会有建立强大海军的理想,会有维护坚强海权的力量。魏源主张海运,进一步主张海商,这个“海商”的广义诠释就是世界贸易。因有海运、海商,就有保护海洋利益,需求海权的要求。海运-海商-海军-海权,成为魏源“强国”思想的逻辑主线。

  三、建立新式海军,强调中国海权

  中国近代以来遭遇外国侵扰,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其一为俄,其二为英,其三为日。三方面的侵略都给中国带来深痛巨创。魏源所撰《圣武记》中,有《国朝俄罗斯盟聘记》与《俄罗斯附记》,记俄国事情。魏源认为“俄罗斯国至明始大,其地袤络满洲、蒙古、新疆之西北疆,与中国相首尾。”关于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他说:“初俄罗斯东边接黑龙江,江者以外兴安岭为界。当明末季,我大清方定黑龙江、索伦、达瑚拉及使犬、使鹿各部,东北际海,而俄罗斯东部曰罗刹者,亦逾外兴安岭侵逼黑龙江北岸之雅克萨,尼布楚二地,树木城居之。”到康熙28年(1689年),签《尼布楚条约》,“一循乌伦穆河上游之石,大兴安以至于海,凡山南流入黑龙江之溪河尽属中国,山北溪河尽属俄罗斯;一循流入黑龙江之额尔呼纳河为界,南岸尽属中国,北岸属俄罗斯;乃归我雅克萨、尼布楚二城;定市于咯尔咯东部之库伦,而立石勒会议七条,满、汉、拉提诺、蒙古、俄罗斯五体文于黑龙江西岸。”13由上可见,魏源起初关注西北边防,且聚焦于俄国对中国的侵略。

  随着时间的推移,魏源把关注的目光从陆防逐渐转移到海防。他根据《明史·兵制》,将当下英夷(英国)与明代倭寇进行比较,指出有三方面的不同:第一,倭寇长于陆战,而短于水战,缺少强大的船队,“船不敌而而火器不备”,与此不同,“英夷”则“专长战舰火器”。第二,“倭专剽掠沿海,迹同流贼,红夷则皆富商大贾,不屑剽掠,而藉索通互市为名”,同时又以鸦片烟、耶稣教“毒华民而耗银币。”事实也如魏源所分析的那样,列强侵略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侵占土地,这在俄国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中,表现得最明显。与日俄不同,英美远隔重洋,占领中国领土有心而无力,因此将在扩展市场作为他们的主要目标。14

  魏源开初并没有提出积极意义的建设海军与出海作战的思想。“吾之水战火攻不如红夷,犹可言也;守岸禁烟,并不如倭,可乎不可乎?不能以战为款犹可言也,并不能以守为款,可乎不可乎?令不行于海外之天骄,犹可言也,令并不行于海内贩烟吸烟之莠民,可乎不可乎?”他认为,中国兵势尚弱,力不克敌,无法在正面战场上以“水战火攻”的方式击败敌人,宜以守为攻,“守岸禁烟”,而后以弱胜强。

  鸦片战争后,魏源的思想有了变化。“广东互市二百年,始则奇技淫巧受之,继则邪教毒烟受之,独于行军利器则不一师其长技,是但肯受害,不肯收益也。”魏源反省中国缺少学习精神,与西洋交涉凡二百年,“未师其长”,屡受其害,而西洋“长技”所在,“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中国应从战败中引出教训,积极地从陆上海防转向海上海防。并且提出造战舰、制火炮、养强兵,建设坚强海军的建议。  

  他认为,强化海军,必须建造新式军舰。中国战败,重要原因乃敌军船坚炮利,而中国船小炮弱。他主张模拟西洋,自制军舰,建议在广东虎门外之沙角、大角两处,建造船厂,聘法国、美国技师,“师造船械”。 船厂不仅造舰船,也造商船。商船与战舰都要有远洋航行的能力,其建构不必有太大区别。若商船,船体必巨且坚,与战舰无异。平时用于通商,一有战事,配置火器就成为战舰。

  为克服巨额军费开支的困难,可采以“民”养“军”的办法。船厂不仅造船,“凡有益民用者皆可于此造之”。还可通过给予必要必要奖励的方法,鼓励民商造船,如此,“闽广商艘之泛南洋者,必争先效尤。宁波、上海之贩辽东、贩粤洋者,亦必群就购造。”凡闽商、粤商“出贩南洋,有购船炮归”,国家皆可按价收购。其他凡民间制造业,当持支持态度。“火车、轮船、起重机、天文仪器”,凡有益于国家海防与海军建设的事业,皆倡导营造,并欢迎民间资本的参与。他呼吁“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  

  凡一国家意欲壮大海军,既须军舰,又必备军港、船厂与之配套。他提醒国人,“南印度则大西洋各国市埠环之”。这些市埠,其实就是各国的军港。细数之有荷兰埠、葡萄牙埠、法兰西埠、美利坚埠、英吉利埠等。军港占地广阔,俨然如国家城池,每个港口都设有“造船之厂”,“二三旬看成一大舰,张帆起柁,嗟咄立办”,“终年营造,火烛天,声殷地”。正因为此,铁甲大舰在中国叹为绝技,而在西洋则“视为平常”。15   

  培植海上军力,军舰、军港、船厂固然重要,海军人才的培养与储备更属首要。魏源反思科举取士制度,认为科举设武举人、武进士等科目,皆以陆上武功为考试项目,甚为不妥。今后取士,应该克服传统的“陆营有科”、“水营无科”的局面,学习西方,专以造船、驾驶、制造,“取士论官”。“上之所好,下必甚矣。上之所轻,下莫问矣”,要将“能造西洋战舰、火轮舟,造飞炮,火箭、水雷、奇器者”,“能驾驶飓涛,能熟风云沙线,能枪炮有准者”,搜列无遗,以充实海战人才队伍。  

  发展海军是为了拓展与强化中国海权。魏源在《海国图志》中写道:“欧罗巴内城邑大兴,并称自主之权”,“知制火药,初造罗盘经”,海洋贸易日益推进,十分注重海洋权益的保护与拓展,“明嘉靖年间、舟楫无所不至,初寻出亚默利加大地,次到五印度国,后驶至中国,通商日增、见识日广。此时欧洲列国万民之智慧才能高大,纬武经文,故新地日辟,遍于四海焉。”他佩服俄国彼得大帝走向海洋、师法西方的精神勇气。他说:彼得“聪明奇杰,因国中技艺不如西洋,微行游于他国船厂、火器局,学习工艺,返国传授,所造器械,反甲西洋”,也就是这样的原因,俄国“其兴勃然,遂为欧罗巴洲最雄大国。”16   

  凡西洋国家,其利益结构,海洋利益所占权重极大,由此西洋之国无不为海权之国。纵观西方列强皆因“海洋”而崛起,海洋事业为立国之基,富国之本。如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及后来的美国,都因海运、海商,致富致强。可以说,找不到一个世界性强国,离开海洋事业而致国强民富之道。即使“大陆国家”如俄国,其海洋条件不如西欧列国,但也后起急追,克服本国不利的自然条件,发动改革,走向海洋。可以说,俄国成为世界强国,奠基于彼得与叶卡琳娜“海洋性”改革及对海权的重视。   

  四、魏源思想对后世的影响  

  魏源思想给后世留下深刻的影响。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郑观应、盛宣怀等,几乎所有的洋务派,无不接受魏源思想的精神润泽。有魏源思想才有洋务思想的发端。魏源思想成为洋务运动的思想指导。洋务派诸多举措实为魏源思想的践行。  

  魏源办河运的的思想在洋务派那里得到阐扬。同治12年(1973年)李鸿章就说过,“天忽令黄河北徙,使数百年积弊扫而空之,此乃国家之福,人又要逞其穿凿之智于无事后求有事,不知从前办河漕时并无洋务,今洋务繁兴,急而且巨,盍不移办河办漕之财力精力以逐渐经营,为中华延数百年命脉耶。”在李鸿章看来,将河运改为海运,有关国家运程命脉。扫百年积弊而扫除之,发展海运,此为国家之福,而守旧固陋派在海运问题上百般阻扰,设置障碍,实为“逞其穿凿之智于无事后求有事”。   

  丁日昌任江苏巡抚后,亲自主持海运代漕事务。“为了避免中间的侵蚀和剥削,为了经济时间和手续”,他把所有的运输任务都交由一家叫郭德盛的船商,所有雇船、付款及一切盈亏都由郭家负责,公家不加干预。17这说明,在海运问题上,私营经济已经得到部分洋务官僚的认可与支持。中国海运事业的开拓,客观上促进着民营经济的发展。  

  魏源所处的时代,一般意义的“海运”只是指以海运方式运输漕粮。到了“洋务”时期,“海运”理念获得新诠释,有了远海交通与国际“互市”的新意义。“泰西以商立国,商务之盛衰,即国势强弱所由判。凡有益商务者,必竭力以图之”。李鸿章已看到这个世界存在商业国与农业国两个类型的国家。西洋国为商业国,将国家命运维系于商业,商业强则国家强,商业弱则国家弱。李鸿章企望中国开拓海运,发展海商的心情溢于言表。  

  他在给朝廷的奏稿中将中国与日本作比较后认为:近年以来,日本步趋泰西,四出通商,以为利国利民之本。中国地大物博,商务为四洲之冠,理当改弦更张,发展海商,与洋人争利。181880年(光绪6年),李鸿章议复梅启照条陈云:“商船能往外洋,俾外洋损一分之利,即中国益一分之利。微臣创设招商局之初意,本是如此”19  

  如果说李鸿章还没有提出变农业中国为商业国的愿望,那么左宗棠在这方面似乎走前了一步。他在同治5年(1866年)的上奏中就曾说道:“维东南大利在水而不在陆,自广东福建而浙江江南山东盛京以迄东北,大海环其三面,江河以外,万水朝宗”。他看到中国“江浙海运即无船之虑”,主张“急造轮船”,舍此“不以为功”。“大利在水而不在陆”,已显示部分洋务派人士已经提出将中国变“农国”为“商国”,变“陆国”为“海国”的朦胧设想。  

  当时一班洋务官僚也对中国发展海外贸易持支持态度。刘坤一议复茶商运茶赴俄华船运货出洋说:当今之世,中国与泰西各国通商,船舶往来如织,而中国尚无商船运货前赴泰西,以分洋人之利。现在中国已有使臣分驻英、法、俄、美、德、日、秘及日本等国,华商若往通商,自无虑其人地生疏,致受欺侮。因此极力主张海外通商。20   

  魏源的海军的思想,也被洋务派化作实践性操作。早在1861年,清朝政府就具有创建近代海军的动向,当时决定拨80万两银子向英国购买中号兵船三艘,小号兵船四艘,请英国人李泰国负责采购。1866年,闽浙总督左宗棠上疏朝廷:自海上用兵以来,泰西各国火轮兵船直达天津,无以抵挡。倡言中国欲防海是害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非建造轮船不可。于是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皆以造船为重点制造兵船,以装备海军。  

  1874年,丁日昌建议北洋、东洋、南洋三支水师,北洋水师负责山东、直隶海面,天津在总部;东洋水师负责江浙海面,总部在吴淞;南洋水师负责广东、福建海面,总部在南澳。1876年清朝政府从福州船政学堂选拔学生,留学英、法等国,学习海军技术。1880年,李鸿章在天津设立水师学堂,由留学英国回国的严复任总教习,训练北洋水师军官。1885年,清朝政府设立海军衙门,专司海军事务。1884年,南洋有军舰17艘,权握于湘军系统。北洋15艘,权握于淮军系统;福建海军11艘,掌握于闽浙总督与福建船政大臣手中。1886年,李鸿章兴建旅顺船坞,可修理铁甲军舰。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军,拥有军舰22艘。21

  余论  

  后世人读魏源书,以为所论仅西洋之“技”,因为作者本人也说著述目的在于“师夷长技”。事实不是如此,魏源介绍西洋,不仅介绍其“技”,还有其“道”;有其“表”,还有其“里”;有其“发肤”,还有其“脏腑”;有其“船坚炮利”,还有其“风俗制度”。

  后世人读魏源书,仅以“兵书”视之,魏源仅为“兵家”而已。以“兵书”读《海国图志》,是一种误读,以“兵家”视魏源,是一种错觉。即使“兵”者,也有其“兵本”,有其“兵机”。兵机为军队、守防、工事、舰炮等单纯的“军事”。兵本是“兵机”背后的政治、经济与国策的制定,是民风、国俗与文化的抉择。中国积弱不振,病在“人心”,病在孤陋、病在法古,病在对文明开化的阻滞,病在对井蛙心理的拘守,唯阐扬“兵本”,方可对“人心积患”做坚决的祛除。兵机是有形之兵,兵本是无形之兵,本质之“兵”。决定战争胜负的固然是兵机,更是兵本。《海国图志》,形似兵书,实为“政书”——“兵本”之书。把它当做通常的“兵书”来读,“即可驭外夷乎?”,魏源连声否定:“否否”。22

  中国自古以来乃为“内陆”之国。大片的国土处于内陆;文化的源泉发生在“中原”;北方少数民族多次入据中国,汉文化既对突厥、女真、蒙古等中亚文化发生同化作用,同时也深受浸润。内陆国有其内陆“根性”:重视“内陆”,轻视“海洋”;以农为本,贱商轻工;“土地-人口”成为“内陆”之国的生态链与生命线,“安土重迁”,停滞不前。

  近代以来,中国与世界一起遭遇“千年未有之变局”。海洋在人类生活中扮演起重要的角色,成为国际贸易、环球市场与世界资本的象征。海洋道路是世界上任何强国的发达之道。所谓“现代”,就是走向市场的现代,发展工商的现代,介入国际贸易的现代,发展海军,保卫海上利益的现代。所谓“现代”,发端于大航海、大海运、大海商,大海军。所谓“现代”强国就是海运强国、海商强国、海军强国。较早的有西班牙、荷兰,此后有英、法、德、美诸强,无不因海洋而崛起。这些国家都是“海国”,因“海国”而成为“强国”。俄国无优良的海岸,然而“无海”也要造“海”,彼得港的建立说明这个问题。由此俄国走近“海国”,成为“强国”。日本有海,但是长期受中国思想影响,轻视海洋,如此才有明治维新前的落后。维新之后,日本发展海运、海商、海军,成为海国,挤入强国之列。

  先进的中国人渐次明白,内陆文明是农耕文明,世界文明是市场文明。前者是落后的,后者是进步的。前者是古代的,后者的“现代”的。走向海洋,意味着走向工商、走向市场,走向新文明。要不要建海军,开军港,辟航线?要不要开通“海商”,“西洋互市”?中国切需文明的新定位与道路的再抉择。是延续内陆文明,与世界相悖,还是走向海洋,与世界同行。对此,魏源作出回答,他主张开眼看世界,学习西方技术,“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漕粮海运,发展海洋运输事业;主张发展“海商”,开展国际贸易,“互市” 于世界;主张建立新式海军,开船厂、造战舰、设军港、养人才。魏源写《海国图志》,概念上用的是“海国”,而不是“岛国”或“洋夷”。魏源的头脑中是不是已经浮现出一个“海国”的设想?是不是已经形成一个朦胧的意念,企望中国从“内陆”走向“海洋”,从“陆国”变为“海国”,从“古代”中国变为“现代”中国?

  【参考文献】

  〖1〗 本文为近著《亚洲与东方学研究——东亚文明的进化》(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的一章,此次发表标题与内容作了改动。

  〖2〗 倪玉平:《试论道光初年漕粮海运》,《历史档案》,2002年第1期。

  〖3〗 包世臣:《海运南漕议》,《包世臣全集·中衢一勺》卷四,黄山书社1993年版。   

  〖4〗 魏源:《复魏制府询海运事》,《古微堂外集》卷7,第34页。  

  〖5〗 魏源:《道光丙戌海运记》,《古微堂外集》卷7,第32页。  

  〖6〗 魏源:《淮北票盐志叙》,《古微堂外集》卷7,第24页。  

  〖7〗 魏源:《海国图志·筹海篇》。  

  〖8〗 哈·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64页。   

  〖9〗 包世臣:《齐民四术》卷2《庚辰杂著二》。   

  〖10〗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273页。   

  〖11〗 魏源:《圣武记·军储篇三》。   

  〖12〗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7页。  

  〖13〗 魏源:《圣武记》,《国朝俄罗斯盟聘记》。  

  〖14〗 魏源:《圣武记》,《武事余记·议武五篇》。  

  〖15〗 魏源:《海国图志》卷二,《筹海篇三·议战》,同治丁卯百卷本。  

  〖16〗 魏源:《海国图志》卷二,《筹海篇三·议战》,同治丁卯百卷本。  

  〖17〗 聂宝章编:《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一辑下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48页。   

  〖18〗 李鸿章:《李文忠公全书》奏稿第4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4-35页。   

  〖19〗 李鸿章:《李文忠公全书》,奏稿,第39卷,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0-32页。   

  〖20〗 刘坤一:《刘坤一遗集》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608-609页。  

  〖21〗 中国近代史丛书编写组:《洋务运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38-43页。  

  〖22〗 魏源:《海国图志》序,长沙:岳麓书社1998年版。

  评论这张
 
阅读(666)| 评论(5)
推荐 转载

历史上的今天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评论

<#--最新日志,群博日志--> <#--推荐日志--> <#--引用记录--> <#--博主推荐--> <#--随机阅读--> <#--首页推荐--> <#--历史上的今天--> <#--被推荐日志--> <#--上一篇,下一篇--> <#-- 热度 --> <#-- 网易新闻广告 --> <#--右边模块结构--> <#--评论模块结构--> <#--引用模块结构--> <#--博主发起的投票-->
 
 
 
 
 
 
 
 
 
 
 
 
 
 

页脚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1997-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