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5月12日，这必将成为国人难以遗忘的一天。当天下午14时28分，四川省汶川县发生7.8级地震，全国多个省市有明显震感。截止目前，仅四川地区就已造成近万人死亡。这是1976年唐山大地震以来，国内最为严重的一次地震灾害。这一天，成千上万人再也看不到当晚的星空，明日的太阳；这一天，全国人民感受到的不仅是物理上的震动，更是心灵上巨大的悲怆。

    然而，灾难面前不容许我们陷入无尽的哀伤。现在最为紧要的是，发动一切力量搜救受灾民众，不惜一切代价与死亡抢时间。在这场灾难面前，生命高于一切，没有什么比抢救民众生命安全更为重要。当前所有救灾工作的核心，必须围绕这一目标展开。要知道，此时不知有多少人，正被压在钢筋水泥、木头砖瓦下，不知有多少家庭正在等待救援人员的到来。特别是，由于地震发生在下午，学校都在上课时间，有些地方因为学校发生垮塌，学生被掩埋在建筑下。在这样的时刻，只要抢得一秒钟，就意味着多给待援民众减少一分痛苦。

    这次地震发生后，有关方面迅速发布信息，及时测定震中位置，为救灾工作的开展抢得了先机。获悉震情后，温总理更第一时间赶赴灾区，对迅速、有序开展抗震救灾工作起到了重大作用。正如温总理所言，在灾害面前最重要的是镇定、信心、勇气和强有力的指挥。这就要求，震区党政领导绝不能慌乱，而要及时、合理地制定抗震救灾措施，迅速组织人员和物资投入这场生死搏斗之中。因为在这时候，民众首先看的是政府的表现。只要政府部门高速有效、有条不紊地展开工作，就是给当地民众最好的镇定剂。

    在灾难面前，政府部门还需怀抱信心和勇气。这种信心和勇气，不单体现在与自然灾害抗争的斗志上，更需站在高瞻远瞩的科学立场上对待各项抗震救灾工作。比如震情甫发之时，传言和不安情绪乃正常的、普遍的社会表现。对此，有关部门要做的就是坚持信息公开，让公众了解实情。这样的话，各种传言自会很快消散，社会情绪也会回归理性。而如果不是坚持信息公开，不是秉持实事求是精神，任何带有不客观因素的“辟谣”或“稳定民心”措施，反倒可能引起不必要的社会疑虑。

    这样说并非无的放矢。就有地方地震局一方面以“地震预报是世界性的难题”作为没能提前作出预报的理由，另一方面又轻率地表示该地“有底气，经得住考验”，甚至过于急切地告诉尚可能发生余震的震区（包括震中附近地区）民众，呆在房屋内“仍然安全”，“市民可在屋内休息”，等等。问题是，既然对提前预报没有把握，又何来如此明确的预期和信心？殊不知，民众的信心很大程度来源于政府高度负责的理性态度。只有让民众了解真相——而不是只告诉民众“好消息，政府与民众才能够站到一起，坦然面对不可预测的天灾，携手共度危难。事实上，从抗击非典等重大疫情中，上述理念和原则一次又一次地得到了验证。

    历史的经验还告诉我们，要战胜这场特大地震灾害，除了要有必胜的信心和勇气，还需要周全细致的救灾方案，强有力的统一部署，并应及时作出自我检讨。翻查20世纪中国发生的几次地震灾害，就可看到不少值得反思和借鉴的地方。

    首先是要充分预见救灾过程中可能遭遇的各种不利因素，及时安排预防和应对措施。

    一旦发生地震灾害，震区马上会面临的就是停水、停电、通讯和道路中断等局面。这是几乎所有大地震的共同特点。如果不及时应对，必然给救援工作增加很大的困难。震区的气候和天气因素，往往也会影响救灾工作，甚至可能导致更多人员伤亡。比如1920年12月16日甘肃大地震，死亡人数多达20余万人，而许多人就是因严冬气候冻馁而死。（顺便提一下，这场巨大灾难迟迟才为外界所知，直到次年3月一位外籍人员前往考察并进行报道，北京的官员和其他省份的人们才了解那里发生的悲剧）据天气预报，未来三天四川大部多阴雨天气，这更为救援工作增加了极大难度，也就有必要“未雨绸缪”。

    还有就是要防止灾后发生疫情。大灾之后必有大疫，这是以往重大自然灾害的普遍特征。比如1976年唐山大地震发生后，肠炎、痢疾迅速在震区蔓延，发病率比往年高出几十倍甚至几百倍。所幸当时中央和地方政府对此高度警惕，避开了瘟疫的魔影。疫情和震情一样具有强大杀伤力，必须及早安排防范措施。

    其次，既要动员全社会力量投入抗震救灾，也要乐于接受世界各国和组织的支援救助。

    毫无疑问，在灾难面前，拥有更强大的力量、更多的资源，就意味着更大的胜算，更多人的生命和安全也就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救助。这一点，现在应当不成问题。但要知道，1949年以后发生的两次大地震，官方的抗震救灾思路却并非如此。1966年3月份，河北邢台地区连续发生6.5级以上地震，造成人口死亡8千多人。囿于国际国内环境，当时提出的救灾方针是“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发展生产，重建家园”。而唐山大地震发生后，面对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八方来援”，官方的态度却是“我们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用不着别人插手，用不着别人支援我们”。不得不说，这是一大遗憾和教训。相信在全球化的今天，这样的局面肯定不会发生。毕竟，在自然灾难面前，不仅我们不能成为旁观者，整个人类都不是局外人。

    第三，在抗震防灾过程中就应启动反思和弥补机制，及时总结这场自然灾难在人为方面的经验教训。

    每一场天灾的背后，都可能隐藏着人为因素。比如预警机制是否不够健全，具体的救援工作是否存在不足，都值得实时检讨、尽快改进。特别是防震减灾部门，更有必要对此作出必要反思。说明白一些，“地震难以预测”固然可以作为免责理由，却不应成为防震减灾部门的“座右铭”。防震减灾部门的职责，就在于监测震情，并尽可能提前预警。也就是说，预测不出地震发生时间也许是常态，但成功作出预测和预警，才是防震减灾部门所应汲汲以求的目标和方向。

    从这个角度来说，每一次未经预警的地震发生，既是对防震减灾部门敲响的一记警钟，也是提供反思和汲取经验教训的一个机会。邢台地震是国内1949年以后破坏性最大的一次地震。周总理当年就指出：“这次地震付出了很大代价，这一些代价不能白费！我们还可以只留下记录吗？不能！必须从中取得经验。”地震发生当晚，根据周总理的指示，由中国科学院牵头组织的邢台震区综合性地震考察队成立，来自数十个国家部门和机构的3000余名科研工作者先后奔赴现场展开多学科考察研究。邢台地震由此成为中国地震科学研究的一个新起点。

    还要提到的是唐山大地震。那场悲剧是在“比较明确的长期背景判断，基本正确的中期趋势分析，扑朔迷离的短期预报意见”大背景下发生的。可叹的是，直到地震发生一个多小时后，距唐山仅150公里的北京国家地震局还不知道震中在哪里。这一次，汶川县地震发生不到半小时，国家地震台网就测定出震中位置和地震强度，比之以前明显有所进步。然而，如果能够再提早一些，甚至提前作出预警，那将会有更多的生命脱离苦难啊！

    归根结底，所有的抗震部署都应在“生命高于一切”理念统领之下，所有的救灾措施都应以救助民众生命和安全为依归。如此，在这场特大地震灾害面前，我们就能够携手同心、众志成城，跨过2008年最为艰难的时刻！

    走笔至此，在网上看到凌晨发布的消息，温总理在都江堰临时搭起的帐篷内，提出当前抗震救灾工作四项要求。其中“人命关天，救人要紧”一语，在朴素表达中不无透露出浓厚的人文情怀。在此，我真切期望：暂停一天奥运火炬传递活动，全国人民一起为汶川地震死难者致哀，为灾区民众祈福！

      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清朝惨败后，长期以天朝上国自傲的中央之国知道了自己的落后，一部分士大夫也“开眼向洋看世界”，开始了向西方学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中国也不情愿地被拖入了世界体系，并开始了现代化改革之路。但1894年甲午战争中国用重金向西方学习的“长技”，洋务新政的样板――北洋水师，却被东洋小国日本全歼，其对国人的震撼超过了两次鸦片战争。日本的现代化改革起步比中国晚，但改革较彻底，发展起来更快。1860年英法联军攻破北京的消息对日本朝野的震动，可以说比老大清朝都要大，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是要“脱亚入欧”，抛弃了他过去的老师中国，并且很快与西方列强为伍，也来侵略中国。1904年日俄战争日本一举打败貌似强大的西方大国沙俄，更让中国人刮目相看。“以日为师”遂成为晚清改革的主要思想倾向。戊戌变法和清末“预备立宪”，都是以日本为示范样板的。

      清末重臣张之洞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写了《劝学篇》，劝导人们学习西学，鼓励青年出国留学，他说：“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而“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也就是说以其去欧美留学，不如去日本留学。为什么呢？ 因为“西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况且中日同文同种，“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清末中国留学生潮水一般涌入日本，“以日为师”达到了高潮。

      辛亥革命中国建立了东方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其时革命强人都争当中国的华盛顿。及至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欧风美雨一时盖过了“以日为师”。胡适竟提出了“全盘西化”的主张，请来美国老师杜威和英国哲学家罗素来中国巡回讲学。但有一些知识精英则看到了“西方的没落”，对“打倒孔家店”，轻薄中国传统文化极表不满。在中西文化论争中，“二梁”即梁启超，梁漱冥提出了东方文化复兴的主张，即在坚持中国文化本位的基础上向西方学习。

      然而，在百家竞逐中，中国的政治却一片混乱，积贫积弱的中国不能再沉沦下去。在彷徨之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激进的革命党人立即把目光转向了苏俄。企图将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孙中山，适时提出了“以俄为师”的口号，派蒋介石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俄考察，又请来苏联顾问帮助改组国民党，指导中国革命。崇俄的蒋介石甚至将自己年仅十六岁的儿子蒋经国，送到了苏联留学。自后，国共两党“以俄为师”，按照苏联模式建党建军建国，彻底改造了中国。

      中国共产党一切以苏联为样板干革命自不必说，国民党“以俄为师”其实也不甘落后。孙中山认为苏俄是革命导师，列宁是革命圣人，“以俄为师”就是要学习苏俄的革命方法，而特别是其组织策略。既“以俄为师”就不再以英美为师了，自由民治主义在中国既不太中用，三民主义也就由西化理论变成了俄化理论。苏俄布尔什维克党组织的战斗力，其以党建国，以党治国的经验，给孙中山以强烈印象，认为其成功“即因其将党放在国上”。而其“可为我们模范，即俄国完全以党治国，比英、美、法之政党，握权更进一步”。新三民主义的内容就是“以俄为师，党在国上，以党建国，以党治国”。1924年国民党“一大”以苏联模式改组了国民党，也就不再强调或需要什么宪法宪政，以前高喊维护辛亥革命的成果――《临时约法》的护法斗争，早已自行放弃，而是以党纲取代宪法，以党代政。随着国民党北伐成功，“民国”也就变成了“党国”。

      党国实行“民主集权制”，也就是从苏联学来的民主集中制，国民党也有政治局——“中政会”，有组织部管理党务，军队有政治部，中央有执行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军事委员会，中央军委主席成为真正有实权的人。国民党这一整套组织体系都是“以俄为师”的结果，其民主集权制后来更被概括为：“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国民党也搞意识形态专制，在全国推行“党化教育”，灌输“只有三民主义才能救中国”。为培养革命接班人，按苏联共青团模式又建立了“三青团”，即“三民主义青年团”。为了对付政敌“肃反”，国民党按苏联秘密警察“契卡”即政治保卫局的形式，成立了“中统”、“军统”，以特务手段铲除危害党国的人。国民党这一整套“党国”体制，可谓是全面地“以俄为师”，而不是“以英美为师”，以前的宣传说国民党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误以为国民党是美国模式，这是天大的误会。只要比较一下，国民党有哪一点像美国的共和党或民主党？国民党“以俄为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苏联模式的列宁党！ 

      国民党政治上“以俄为师”，但经济上尚未采纳计划经济，之所以未采纳，是因为政治上不统一没有条件没有能力采纳。当时孙科等一班党国要人是公开称赞苏联计划经济的。而一旦国民党“伪政权假革命”被共产党武力推翻，“以俄为师”就转手由共产党扩展到中国全社会的各个方面，全面的计划经济，以党代政，党政不分，学习苏联老大哥，党领导一切，成了共和国初期的普遍情景，“以俄为师”可以说是最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之命运。上世纪六十年代中苏闹翻，但苏联党政模式在中国大陆并没有丝毫的减退，反而是唯我独尊自称世界革命中心，变本加厉回到了清朝闭关锁国固步自封的状态。　

      毛泽东去世后邓小平倡导改革开放，打开国门一看才知道自己没有资格充当世界革命的领袖，非但不先进反而相当落后。最让中共元老深受刺激的不是美、日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繁荣，而是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以前被讥为美帝国主义走狗、傀儡的台湾、南朝鲜，及殖民地香港、新加坡的现代化发展，对社会主义中国提出了最严重最现实的挑战。都是中国人且原先都同样落后，怎么十几年功夫他们就变了样呢？过去的“老大哥”苏联其时也日薄西山，有气无力，不值得学习。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学习境外经验，向谁学习呢？就是东亚“四小龙”！深圳特区的样板既有对面的香港，也有台湾新竹科技园区的出口加工示范。八十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其实是“以四小龙为师”，当时虽然不好公开提倡，但其时的总书记赵紫阳和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都表态支持“新权威主义”，这个“主义”不提马列，主张以政府强力推行市场经济，待经济发展了再搞政治体制改革，先经济，后政治。这个主张其实就是以“四小龙”为师。

      当今中国改革说穿了就是放弃或摆脱苏联模式，苏联模式的政治经济体制早已成为中国发展的桎梏，成为改革的对象。我国市场经济改革就是突破苏联计划经济模式，成功之后下一步就是要在政治上突破苏联党政模式。从历史上看，国共两党“以俄为师”不能说没有取得成果，其在政治上结束一盘散沙的局面，军事上坚持对日抗战取得最后胜利，党国体制都起了关键作用。但这种封闭凝固化了的战时官僚威权体制，说穿了仍是一种落后体制，不适应民主化、市场化、全球化的人类文明发展潮流。国民党退到台湾后，“还政于民”将其放弃了，最后苏联人自己也将其放弃，师法欧美建立议会民主制度。中共“十三大”提出政治体制改革，要党政分开，目标就是要突破苏联党政体制。然而，好事多磨，留恋旧体制的人还很多，许多官僚不愿丧失既得利益，使改革一波三折。而话又说回来，落后的苏联模式连苏联人自己也彻底抛弃了，且绝无回头路可走，又有什么值得改革进程中的我国留恋呢？

      中国改革三十年暗中“以四小龙为师”，先经济后政治，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政治改革的滞后也严重影响到经济改革的成效，改革进入了瓶颈，很多方面想改也改不动。中国向何处去，改革之路怎么走，全中国人都在关心关注。今年五月胡锦涛总书记“暖春之旅”对日本访问成功，有人重提“以日为师”，我认为提得好，“以日为师”是以现在的日本为师，而不是以先前的日本为师。日本战败后以美国为师，搞彻底的同时又有自己特色的市场经济，迅速从战争废墟中挺立起来，三十年中仅一代人的功夫就上升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强国，再次成为亚洲人学习的榜样，东亚“四小龙”的崛起，就是以“以日为师”的结果，这难道不值得我们也学习学习吗？能学习境外先进经验，比我们自己摸着石头过河要好得多。

      “以日为师”首先就是要学习日本人的善于学习、虚心拜师的态度。历史上日本曾以我国唐朝为师，使自身政治社会得到飞跃发展，后来日本向欧美学习，以二战为界两次学习都能取其精华，为我所用，并在学习的基础上有所发展。不象我国“以俄为师”，全盘照搬，饥不择食，走了弯路。二战后日本发展经济的经验不仅为“四小龙”提供了示范，也为全世界所称道，中国重提以日为师，进一步突破苏联模式，显然是有意义的。孔子曰：“三人行，必有吾师焉”。改革进程中的中国不怕老师多，择善取之，为我所用，以加快我国的现代化改革步伐。

      除以日为师，以四小龙为师，以欧美为师外，现在是不是还可再提“以俄为师”呢？我认为不但可以，而且意义重大。当然“以俄为师”已不再是学习过去落后的苏联模式，不再是引进先前苏联革命的组织方法和计划经济，而是要学习现在的新俄罗斯的改革精神。俄国人勇于与旧体制苏联模式彻底决断，他们摒弃落后的党国旧体制的决心比我国还大，而决不拖泥带水。经济上不但彻底抛弃了他们先辈们发明的计划经济，政治上也放弃了一党专政，使党国变成了民国。他们放弃了先辈发明的民主集中制，实现了真正的民主选举制，思想意识形态也真正开放，不再“独尊马术”，民主俄罗斯能宽容政治异己，俄共总书记久加诺夫不但能照样组党，而且能多次竞选总统，只是他选不上，也没有出现所谓千百万共产党员人头落地的可怕情景。他们还主动放弃了民族不平等的所谓“联盟”，天也并没有塌下来，经济状况综合国力也一年比一年好，现在更提出要超过英国挤身世界第五。如此焕然一新的俄罗斯，难道不值得我们中国人学习学习？

      前段时间看到一则搞笑新闻，俄媒体有人爆料说前总统普京暗中与妻子离了婚，准备卸任后与一位二十几岁的美女体操明星结婚，这位明星是普京亲睐的杜马议员云云。报刊玩笑竟开到国家最高领导人总统头上去了，而普京本人并未动怒，反倒是那位美女议员受不了，提出要法律追究那位恶搞者。“太岁头上动土”，这在中国是无法想象的。然而，这却从一个侧面说明现在的俄罗斯已经有了相当的自由度，他们不再搞“党化教育”，也不搞党禁报禁，允许民众说话甚至开一开政治玩笑，与先前苏联体制相比的确是宽松多了。试问，若是斯大林或勃列日涅夫当政，谁还敢开这种玩笑？当然，那位恶搞者也的确有些过份。普京在任近十年大刀阔斧地改革，成绩有目共赌，他强力铲除腐败清理寡头，也令人刮目相看。他下台后新任总统只有四十多岁，更让全世界重新看到了俄罗斯朝气蓬勃的发展崛起势头，这样的新俄罗斯，难道不值得我们中国人学习吗？所以，在重提“以日为师”的同时，也重新提一提“以俄为师”，也是有其新的意义的。

相关名词解释:

（1）本文中的“各表一中”是指台湾和大陆各自以口头方式表示“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2）“一中各表”通常是指台湾和大陆对一个中国的涵义可有不同的认知。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西方国家的某些政客、媒体乃至民众对中国的攻击、谩骂，决不是偶然的一时冲动，而是有着深刻的国际背景。经过这次奥运火炬等一系列事件的洗礼，中国人民的感情虽然受到极大的伤害，但是我们应该变得更坚强、更成熟、更自信，要形成一种成熟的大国心态。同时，我们应该更坚定地沿着改革开放、和平发展的道路前进，不能因为几只苍蝇嗡嗡叫干扰了我们的信念，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

  　 我国自始至终反对奥运政治化，而西方国家恰恰相反。围绕奥运问题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折射出中国与西方大国关系的现状和问题。

  　  翘楚认为，观察大国关系的发展变化通常有三个标尺，我们不妨以30年为一个周期比较一下，从中可以清楚地透视中国与西方大国的关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国际权力结构

  　 无论在世界体系内还是在一个地区体系内，处于第一位的国家总是担心和提防第二位（或者很有希望和潜力即将上升到第二位）的国家超过自己并形成霸权，因而在各个领域都会采取防范和限制性措施来破坏或者迟滞它的发展，并与其他国家寻求合作共同压制它的上升势头。这是一种规律性的国际政治现象。

  　 回溯到大约60年前，新中国刚刚建立的时期，那时的中国，虽然有“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的豪迈，面对西方列强的敌视围堵，也敢于与当时最强大的美国在战场上刀兵相见，但毕竟是积贫积弱之躯，中国的国力在世界上根本无法与列强相提并论，我们靠的是大无畏的革命气概和在东西方冷战大背景下的对外战略的纵横捭阖。

  　 30年前，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前夕，经过20年左倾路线和文化大革命的折磨，中国仍然没有摆脱贫困落后的状态，甚至连人民的温饱问题都无法解决，与西方大国的差距不是缩小而是拉大了，典型的是中国和日本之间的鲜明对比。那时日本正处于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已经从穷困潦倒的战败国上升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1978年中国GDP为2683亿美元，世界排名第15位，国家外汇储备仅1.67亿美元。但是，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出现了根本性的好转，中国的国际环境开始转好，主要原因是当时的苏联正处于扩张时期，西方急于拉拢中国作为战略砝码抗衡苏联的攻势。

  　 今天，中国的面貌焕然一新，综合国力得到极大的提升，已经被西方国家视为未来的超级大国。与国力提高相伴的是中国的国际地位的提升和国际影响的日益扩大，现在有关全球的任何重大问题，如果没有中国的参与简直是不可想象的。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西方国家越来越感受到中国快速崛起的现实，对中国的防范之心与日俱增，美国和日本对中国的所做所为印证了这一点。

  　 国家利益的关系状况

    　国家利益包括安全和经济两方面的利益。两国之间利益的重合度越大，越有利于两国关系的发展；反之，则不利于两国关系的发展。

    　60年前，中国与西方国家处于敌对状态，无论在安全利益还是经济利益方面都处于零和状态，相互之间的利益重合度完全没有。

  　  30年前，由于苏联威胁的存在，中国与西方国家在安全利益上开始找到了共同点，正是这一点促进了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的大发展。但是，当时中国与西方的经济交往还处于起步阶段，规模小得可怜。1978年，中国的外贸总额才206亿美元。

  　 今天，由于全球化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各种全球性问题日益使人类形成一个命运共同体，国家之间的利益交织在一起，重合度呈总体上升趋势，造成在当代国际政治中，国家之间的关系日益复杂，很难简单或明确以地区分敌友。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和日益融入世界体系，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共同利益越来越多，在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反恐、防止核扩散等问题上，双方的利益重合度越来越大。在经济方面，中国的经济已经与世界经济融为一体，中国经济被很多人看成是世界经济的另一个火车头和世界工厂。中国与西方国家的经济利益重合度在增加，但同时产生的利益摩擦和疑虑、恐惧情绪也是与日俱增，整个西方世界陷入了被挑战、被超越的梦魇。当前欧洲国家的反华情绪更多的是这些不安和不满情绪的宣泄。

  　 价值观的异同

  　 价值观的异同说到底就是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是否一致，一致自然有利于两国关系的稳定和发展，反之则会对两国关系产生很大的制约乃至破坏作用。这是国家之间发展关系的思想基础。价值观不同的国家之间有两种选择：一是开展意识形态斗争，要把自己的价值观和政治制度强加于别国，这是典型的冷战思维，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大国的政策导向；二是可以通过对话交流增进了解和互信，努力缓解或消减双方的误解和矛盾，甚至可以相互取长补短，使价值观的分歧不致对两国关系产生大的影响，这是中国近些年来一贯倡导的主张。

  　 60年前，新中国坚定地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加入了东西方冷战对峙的社会主义阵营，与西方的价值观完全相悖，双方处于对立、斗争、你死我活的阶段。

  　 30年前，西方国家在二战后借鉴了社会主义的某些做法，比如加强社会保障、对经济进行适度干预等，缓和了阶级矛盾，但是基本的价值观（最主要的是自由民主制度＋市场经济体制）没有变，而且变得日趋成熟；当时，中国刚刚结束文化大革命，百废待兴，在邓小平同志的主持下，中国开始认识到市场经济的不可跨越性和重要性，开始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制度＋市场经济体制），大力吸取西方的发展经验，使中国逐渐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另外，双方在市场经济、法制、人权等领域也开始出现了一定的重合，所以推动了中国与西方世界的良性互动，中国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30年高速发展。

  　 今天，伴随着实力的增强，中国在价值观领域显得越发自信和宽宏，广泛开展与西方国家在人权、法制等方面的对话，不断吸收西方的有益经验和做法，结合中国的国情进行自主创新，展现出极大的生命力。实际上，中国与西方国家在价值观的重合度在不断加大，但是由于中国模式的影响力大增，对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加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构成了巨大的挑战。所以，近两年来西方国家又开始制造价值观冲突来阻碍、迟滞中国的发展和国际影响力的提高。日本前首相安倍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在2007年先后访问印度时，都大力宣扬所谓的“价值观外交”。美国更是“价值观外交”和“人权外交”的旗手，历届总统都忘不了在全世界推广美国的价值观，只是手法略有不同而已。

  　 这三个标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区分它们是为了分析的方便，实际上，它们相互之间具有很强的整体性和内在的一致性：一个国家可以利用在国际权力结构中的优势地位谋取更多的国家利益和大肆推广其价值观，典型的如美国；一个国家可以用国家利益的筹码来迫使对方在价值观上的让步，典型如西方国家将贸易问题与人权问题挂钩的做法；反过来，在价值观上的施压也可以用来谋取某些国家利益的达成，典型如此次欧美国家利用所谓的西藏人权问题干扰破坏奥运火炬传递和北京奥运会的顺利举行。稍有一点儿历史知识的人都会知道，今日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西藏人民的人权状况与过去达赖喇嘛统治时期农奴制度下的情况相比有天壤之别。利用所谓的西藏人权问题指责、抹黑中国的行径显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目前，中国与西方大国的关系在中国力量快速增长的情况下有趋于紧张的态势，连过去我们在大国关系中长期借重的德国、法国也越来越频繁地与我们发生摩擦，因此，我们必须把中国与西方大国建立和谐关系作为推进和谐世界战略的重点和关键。

   　在处理与大国的关系中，必须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斗争与合作的辩证统一，在涉及到明显的违背公认的国际准则的问题和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中国应该显示出更大的勇气和决心乃至行动。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并不意味着中国将实行“鸵鸟政策”，和谐世界的目标也不是中国一味地妥协让步就能实现的。樱桃好吃树难栽，和谐世界等不来。该支持的事坚决合作，该反对的事坚决斗争，两手都要硬。唯如此，才能彰显中国“负责任大国”的气度和风范，才能推动现实世界向着和谐世界的方向前进。

    去年11月7日，中国财政部副部长、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中投公司）的非执行董事李勇在北京透露，中投公司计划拿出三分之一的资金投资中央汇金公司，三分之一的资金注资中国农业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另三分之一用于投资全球金融市场。至此，外界揣度多时的中投资本金投资方向得以公开。

    面纱后的战略意图

    事实上，自开始筹办以来，中投公司不仅在海外成为谜团，在国内也很少有人对其有深入了解。这不仅是因为中投公司成立前后的许多活动仍保持非公开性，还由于其自身尚未找到有效而明晰的运作模式和组织构架。

    早在2006年上半年，国家就成立专题研究小组，对加强外汇储备管理、拓宽外汇投资渠道进行研究。2007年初的全国金融工作会确定成立外汇投资公司，实行政企分开、自主经营。2007年3月，国务院牵头，14个部门参加，成立外汇储备运用工作小组。工作小组提出了中投公司组建方案。2007年5月22日，正在筹备中的中投公司就做出了它的首笔投资，用30亿美元购买美国黑石集团部分无投票权的股权单位。2007年8月，国务院原则同意组建方案，批准成立中投公司筹备组。2007年9月29日，中投公司挂牌成立。

    回顾这个历程，我们不难发现，中投公司的创建是与中国外汇储备管理改革密切结合的。

    可以说中投公司的成立，蕴含着中国政府较为明确的政策意图，也就是推进外汇储备管理改革的需要。近年来，中国外汇储备一直迅速增长，到今年9月份已经达到1.4万多亿美元。但大量外汇储备会间接导致基础货币大量投放，引起信贷和投资高增长，并降低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与此同时，人们也开始认识到，在当前国际形势下，外汇储备的功能不仅包括提高货币政策信誉、稳定汇率预期和传统的保障贸易支付能力，而且也包括通过提高收益率而增加国家财力的职责。事实上，目前国际上私人经营机构在国际储备管理中的普遍介入，以及高风险的公司债券与股票常常出现在国际储备的资产系列之中，都表明各国开始越来越关注外汇储备的收益率问题。

    此种情况下，中投公司的应运而生，担负了两方面的政策预期。一方面是通过分担外汇储备管理职责，使货币当局降低管理大规模外汇储备的压力，增加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另一方面是促使外汇储备投资渠道多元化，增加其收益率。

    内外机制两大考验

    作为金融改革的新生事物，中投公司在面临广阔发展空间的同时，也会遇到众多问题。虽然类似的主权财富基金在许多国家已有成熟的运作模式，但中国面临的经济环境的复杂性，却使我们不能简单地采取“拿来主义”。

    中投公司面临的风险与困难主要有两大方面，即外部制度环境问题与内部运行机制问题。

    一方面，中投公司始终面临着外部制度环境的迷局。具体来看，一是缺乏法律的充分支持和依据。现行法律规定，外汇储备经营管理职责由央行及国家外汇管理局承担，这意味着中投公司并没有充足的法律理由获得国家外汇资产的经营权。二是中投公司依据《公司法》成立，但无论是资本形成方式，还是董事会确立等具体问题都与现行《公司法》有冲突。此外，对于未来中投公司外汇投资业务的范围限定至今也没有一个明确的法律文件。所有这些，都使得中投公司在某种程度上有些难以“名正言顺”，而严谨的法律支持和约束，是多数国家主权财富基金所必需的。

    另一方面是在监管协调方面并未完全理顺。在中投公司成立过程中，类似发行特别国债之类的问题，已经反映出财政部门与货币当局的协调并非高效率。将来，随着中投公司管理外汇储备规模的扩大，双方在国债政策、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方面会产生更多的协调需要。许多国家的财政部和央行分别负责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这在中国还需要一个长期探索和磨合的过程。

    与此同时，中投公司还面临内部运行机制缺位的挑战。

    一是如何确定合理的投资对象。就李勇日前透露的中投资本金投资方向来看，中投公司明显延续和吸收了汇金公司的职能，其新战略价值所在是海外投资，但最大的困难在于缺乏可选择的投资对象。众所周知，我国原有外汇储备投资的主要对象是美国国债。在克林顿时代，美国由于大量财政盈余的产生，开始赎回和减少国债，当时迫使外汇储备管理适度转向其他高质量的股权和债权投资，多年来实际上已有了较好的成绩。如果中投公司难以在此方面有所突破，那么代替外管局进行外汇储备投资管理的战略价值，就会遭到质疑。

    二是如何确定收益判断标准和风险承担责任。对于中投公司的业绩评价，当然需要有一套标准，目前较大的争议在于，是否应该在海外投资收益中，扣除汇兑损益和人民币升值的因素。同时，收益衡量的各种基本要素是什么，比如衡量期限问题。例如，投资黑石公司本来想作为中投公司的“开门红”，现在却成为一些人眼中的“短处”，因为账面已有了浮动亏损。当然，国家战略投资不能以“散户心态”论成败，那么就需要明确不同类型投资的具体收益衡量标准，避免各方判断的混乱。还有，与收益判断标准相应的，是一旦出现亏损，由谁来承担责任，是否完全由财政部来“埋单”，这也是必须解决的问题。

    三是风险控制机制和人才的问题。主权财富基金实际上也是大型的专业金融投资公司，需要有一套严格的风险控制机制，避免系统风险的累积导致公司经营失败，尤其在金融市场和金融产品日趋复杂的今天，这更是金融投资的重中之重。另外，在海外金融市场进行投资，需要真正有能力有经验的管理人才和一线操盘人才，这都是中投公司所缺乏的，而非市场化的薪酬机制也难以引来必要的人才。

    四是发展战略定位问题。从长远来看，国家外汇储备管理的商业化、私人化是一个趋势，大型的专业投行往往成为各国储备的最终运作者。将来中投公司是坚持自己投资，还是逐渐过渡成为面向专业投行的外汇储备“批发商”，这是未来不得不思考的。

    中投公司的成立是外汇储备管理改革一件大事，毋庸置疑地会对中国金融发展起到重大作用。但所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预先充分思考上述现实问题，将对中投公司的未来发展大有裨益。

    2008年5月6日到10日，胡锦涛主席对日本进行访问，这是中国国家元首时隔10年再访东瀛。10年来，中日关系走过了大起大落的路程，而今正处于一个机遇与挑战同在的新一轮上升期。

    潮起潮落又见潮起

    10年前，中日关系曾处在一个潮起、潮落后的转折点。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日关系在天时、地利、人和因素的推动下，逐渐迎来了和平友好的“涨潮期”。两国领导人互访频繁，政府间协商机制不断完善，各领域交流与合作也不断深化。虽然“涨潮期”也有小股支流或逆流，但总是被及时排除，两国友好潮流没有出现逆转。1992年，以江泽民访日和日本天皇夫妇访华为标志，中日友好达到了一个高潮。

    然而，1993年以后，中日关系却开始陷入“潮落期”。苏联解体、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美国把中国视为下一个潜在对手，加大了“扶日抑中”的力度，而日本也随之转向“挟美制华”。随着日本政界“总体右倾化”趋势的出现，从这种趋势中抬头的主张“修正1972年体制”的对华强硬势力，对中日复交时形成的政治基础发起了冲击。1995～1996年，中日间在历史、台湾、领土、安全、经援等问题上发生了一系列摩擦，两国关系陷于复交以来最冷的低谷。

    合则两利，斗则两伤。1997年9月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访华，是中日修复相互关系的重要一步。在此基础上，1998年11月江泽民主席访日，中日发表了第三个政治文件——《中日联合宣言》，宣布两国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

    经过了上述转折，中日关系止跌回升，重见潮起。2000年5月，由5000多名日本各界人士组成的文化观光交流使节团访华；同年10月，朱镕基总理对日本进行了一次旨在“增信释疑”的访问。中日政治关系出现了良好的发展势头。中国的对日政策进入了更加稳定、积极的运行轨道。

    2001年是21世纪的肇始之年。孰料这一年却成了中日新一轮摩擦高发期的起始年。日本政府审定通过歪曲历史的中学教科书，森喜郎在下台前匆忙给李登辉访日发放签证，日本对中国发动“大葱贸易战”……这一系列事端，给中日关系发展带来了一股逆流。这一年4月上台的小泉纯一郎，更是以连年执意参拜靖国神社的强硬姿态，把中日关系打入了比90年代中期的那次“政冷”低谷更长、更冷的“潮落期”。

    随后，物极必反的道理，再次在中日关系中得以应验。经过5年半的“小泉政治”时代，“参拜疲劳”症状开始在日本社会蔓延。2006年9月上台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上任伊始就着手修正小泉路线，改善对华关系。中日双方就消除小泉“参拜”造成的“政治障碍”达成了共识。在此基础上，安倍首相于当年10月8日~9日对中国进行了“破冰之旅”。

    中日关系又见潮起。经过2007年4月温家宝总理对日本的“融冰之旅”和同年12月日本新首相福田康夫对中国的“迎春之旅”，暖潮不断升腾，中日关系迎来了新的机遇期。这一轮潮起，格外令人期待。

    “战略”二字的故事

    安倍首相访华时，提议两国建立“战略互惠关系”，中国领导人接受了这一建议。而10年前，当时的小渊内阁还曾拒绝在中日关系上使用“战略”一词。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与俄美等各大国之间纷纷宣布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中日之间是否也要建立这种关系？

    10年前，在双方拟定《中日联合宣言》的过程中，日方表示不采纳“中日战略伙伴关系”这一用语。据当时日本各界的反应，“战略”一词只能用于日美关系。到了21世纪初，日本政府又在中日副外长级战略对话中极力回避“战略”一词，从而硬是把战略对话降一格，称之为“综合政策对话”。

    日语中的“战略”一词带有浓厚的“军事”或“策略”的涵义。因此日方对与中方建立“战略”关系颇为踌躇：一是不愿招致美国对“日中联手”的猜疑；二是因“战略”概念是中方首先提出的而对此抱有抵触心理；三是认为日中之间尚不具备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条件。

    安倍首相刚上任就提出与中国建立“战略互惠关系”，是日本决策层首次在对华关系定位上使用“战略”一词。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日间的战略疑虑主要来源于日美同盟“再定义”造成的中日“安全困境”。中日能否走向“战略互惠”，首先取决于日本能否妥善处理对美、对华关系，亦即取决于中美日能否通过增进安全互信来消除结构性的“安全困境”。

    对日本来说，对美、对华关系是最重要、但又最难平衡的两对双边关系。在古代，中国曾是日本引进文字、制度、技术与艺术的主要来源。在当代，美国成为日本在外交、安全和经济上最为依赖的国家。近年来，中国对日本的重要性又在迅速上升。

    中美“越顶”握手，是日本最为担心的事情。1971年的“尼克松冲击”，是日本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1998年6月克林顿总统访华时没有在日本停留，给日本各界精英带来了小型的“克林顿冲击”，再次引发了被“越顶外交”疏落的危机感。这使日本感到，美国对日本从“敲打（bashing）”变为“绕行（passing）”，最后，日本又在美国心目中变得“无足轻重（nothing）”。2005年以来，布什政权开始敦促小泉不要继续以“参拜”行为恶化对华关系。这一含蓄的“布什冲击”，是促使安倍上台伊始即向中国示好的重要因素。

    中美日关系摆脱“二对一”的心理诱惑而进入良性互动轨道，是中日走向战略合作的重要条件，也是符合三国利益的最佳状态，同时也是日本走向“普通国家”的正道。

     第一，中日走向“战略互惠”，首先要进行真正的“战略对话”，致力于走出“安全困境”。近年来，日本与美国推动军事一体化、构筑导弹防御系统、进行以干预台海局势为目的的军事演习；一些日本政治人物也不时表现出“冷战”思维，要构筑什么“价值观联盟”，试图在中国周围构筑起一堵意识形态的围墙；一些日本“专家”津津乐道于陈旧的地缘政治观念，先是武断地规定中国是大陆国家、日本是海洋国家，然后又渲染“海洋势力必然与大陆势力相对立”，宣称“台湾海峡是日本的生命线”。对于这些恣意加深“安全困境”的做法，中日政府和各界有识之士应通过战略对话加以排除。

    第二，要全面推动各领域的“战略互惠”合作，增进相互信任。中日应继续推动两国政治关系“回暖”进程，提升安全对话与军事交流的档次，缓解乃至努力解决领土与海域问题，开展大型经济项目合作。此外，中日还应共同推动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在朝核等地区热点问题上坚持劝和促谈的立场，推动地区安全合作机制的建立，强化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在解决环境、贫困、气候变暖等问题上加强双边与多边合作，进而逐渐在反恐、维和、援助、联合国改革等更广泛的国际问题上加强政策协调。

    第三，要坚持不懈地推动两国民众与舆论层面的相互理解与和解进程。随着两国政治关系的“回暖”，中日相互舆论和民众感情呈现出逐渐好转的趋势。中日双方应当充分认识到增进相互理解和相互信赖的重要性、艰巨性和长期性，以极大的耐心、持之以恒的态度和切实有效的措施来推动这一进程。

    抓住“回暖”机遇

    2007年9月25日，“老成持重”的福田康夫出任日本新首相。

    福田上台的深层背景，是日本国内新民族主义思潮的回落，以及新自由主义改革和新保守主义政策的遭弃。新保守路线占据主流地位数年之后，日本政治的钟摆回到了“渴求中庸”的一边，大任降在“富有平衡感”的福田身上。

    福田临危授命，面对着诸多内政困难，但他在外交上却有着独特的优势。福田上台，给中日关系带来了难得的“福田机遇”。在他任内，历史问题有望继续走向软着陆，台湾问题有望得到更好的处理，日本“价值观外交”进入低潮期，中日舆论氛围亦有望得到进一步改善，中美日之间也可能开始探索共赢框架。

    2008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30周年。胡锦涛主席将对日本进行的访问，无疑是今年中日关系的重头戏。此次访问是中日双方总结经验与教训、进一步发展共同利益的良好机遇。通过胡主席访日，中日两国在建设“战略互惠”关系的进程中有望“更上一层楼”。

    经过十余年的相互关系调整，中日相互战略摸底时期趋于结束，两国关系的焦点正从历史问题上的情感碰撞转移到战略问题上的利益博弈上来。中日能否抓住机遇，推动相互关系持续发展，使其从“恢复性发展”向“实质性发展”平稳过渡，将是其“回暖”进程的关键所在。

    过去十余年间，面对中国崛起这一“百年未有之变局”，日本各界精英和舆论经历了严重不适应、过度反应、剧烈排斥等心理与行为症状。近年来，日本各界看待中国发展的目光逐渐变得相对客观和冷静，“接受中国崛起的现实”日益成为其思考中国问题的基点。

    中国同样面临如何看待日本的课题。过去的10年，中国各界的日本观经历了几个阶段性的变化。在国力判断和心理上，则有“轻视日本”和“夸大日本”两种截然相反的反应；在认识方法上，则有“注重情感”、“呼唤理性”、“道德批判”、“战略判断”等多种类型。

    应当看到，目前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民众感情和舆论氛围还是相对脆弱的。双方应对当前的回升势头倍加珍惜。另一方面，中日关系正日益走向社会对社会、民众对民众的大众交流时代，政治关系波动所能产生的影响也将继续相对减弱。“中日友好，归根结底是人民的友好。”这句话将越来越被证明是一句至理名言。

  　 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下文简称尼共（毛）】在2008年4月制宪会议选举中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席卷了601个代表席位中的将近一半议席，铁定成为第一大党并获权组阁。虽然在财政支持和选举经验方面占尽优势，尼泊尔大会党以及尼共（联合马列）等主流政党仍溃不成军。尽管目前美国和印度尚未摘掉安在尼共（毛）头上的“恐怖主义组织”的帽子，但是由于尼共（毛）是通过和平合法的民主选举程序上台，因此一直标榜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民主政体”的美印两国也没有任何正当理由拒绝承认尼共（毛）成为合法政治力量、主导尼泊尔政局的现实。

  　 过去：从议会遁入山林

   　1989—1990年，尼泊尔全境爆发大规模的人民运动，时任国王的比兰德拉被迫于1990年11月9日颁布新宪法，引入多党议会制基础上的君主立宪制政体，1962年以来的无党派评议会体制就此终结。在开放党禁的背景下，昔日的共产党势力逐步分化成尼共（联合马列）、尼共（马列）和尼共（毛）等若干派系，并开始参加议会选举。但是，尼共（毛）对新政体仍心存不满，坚持主张废除国王并实行共和制，称要走武装斗争的道路，推翻“封建君主制”，建立共和制国家。1996年2月，尼共（毛）宣布退出议会，在普拉昌德（Prachand）和学者兼政治家巴普兰·巴塔拉伊（Baburam Bhattarai）的领导下离开首都和大城市，到农村开展武装斗争，成立自己的中央政府、法院和银行等机构，开始武装对抗政府的活动。

  　 需要指出的是，思想无国界，尼共（毛）的“毛派”命名完全是其自身行为，其也完全有权根据尼泊尔的实际国情使用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和理论、完善自己的政治纲领，并提出了“普拉昌达道路”。其最突出的特点是，通过斗争取得平等的发言权，然后通过议会民主道路参政，进而逐步推进必要的社会改革。此次，尼共（毛）席卷了制宪会议的半数议席，也证明了尼泊尔人民并不介意他们的名字。某些西方媒体和势力试图在尼共（毛）的名字大做文章和浮想联翩，是其阴暗心理和反华思维的自然流露，也是其干扰尼泊尔和平进程的惯用伎俩。

  　 1990年尼泊尔开始实行多党民主制后，并没有带来人们预期中的和谐民主与经济发展，国家长期处在世界最贫穷国家的前列。走马灯似的政党轮替与越来越严重的贪腐现象，令越来越多的尼泊尔人对政治失去了信心。在政治生活中，党派往往将一党之私凌驾于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之上。在遁入山林的十余年中，尼共（毛）准确地抓住民众对现政府腐败无能的不满，逐渐扩大根据地，并迅速地扎根在边远山区和广大农村，继而控制了尼泊尔全境一半以上的面积，也经受住了尼泊尔政府军与国际势力对其展开的联合剿杀。

  　 现在：走出山林回归政治主流

  　 2005年2月1日，尼泊尔政局出现重大变化。贾南德拉国王以首相德乌帕（S.B.Deuba）内阁没能推动与尼共（毛）的和谈为由，解散了执政的四党联合政府而亲理政事，并承诺“三年彻底解决国家的安全稳定问题，而后还政于民”。然而，国王犯了致命的战略错误，在尼共（毛）和“七党联盟”这两大势力中，未与其中任何一支形成战略联盟和统一战线。其结果是，在国王亲政15个月后，在党派联盟和尼共（毛）共同组织领导下，普通百姓开始走上街头，形成反国王统治的民众浪潮，国王的倒台已是在所难免。2006年4月，国王发表电视讲话，宣布恢复议会，交出政权。

  　 贾南德拉国王从全面亲政到全部放权，既是尼共（毛）与主流政党首次成功合作的结果，也激发了尼共（毛）重出江湖的信心和斗志。短短10年内，尼共（毛）从一股由出走的散兵游勇组成的落魄政治势力，迅速发展成为一个纪律严密、能量巨大的反政府组织。国王被推翻的过程在客观上放大和宣传了尼共（毛）对尼泊尔政局的影响力，也为部分尼泊尔民众提供了一种新的政治选择。2001年尼泊尔一家报纸进行的民调表明，仅有9％的尼泊尔人认为“毛主义者是解决该国问题的最佳人选”，仅1.8％的人愿投票选举他们当政。但是，仅仅过了5年之后，尼共（毛）已经与大会党和尼共（联合马列）平均瓜分300个过渡立法机构中的席位，并在2008年4月的制宪会议选举中大获全胜。

  　 经过2005年2月到2006年4月的国王亲政政治风波的洗礼后，毛派获得合法化的身份，能与主流政党平起平坐，其势力正有逐渐渗透到全国的势头。2006年4月以来，七党联盟基本上履行其先前对尼共（毛）的承诺，即摘掉了戴在其头上的“恐怖主义组织”的帽子，取消了针对其领导人的红色通缉令，双方进行了几轮和平政治谈判，临时政府也释放了所有在押的其成员并对其大赦，并欢迎尼共（毛）武装加入国家的政治主流。尼共（毛）方面也基本上遵守并数度延长停火期限，针对政府的基础设施的袭击也明显减少。此时的尼共（毛）实质上已经成功地由“绿林好汉”转型为在地方执政的全国性合法政党。

  　 未来：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型

  　 经过此次制宪会议选举，尼共（毛）已经成为制宪大会中第一大党，开始了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型阶段。

   　此次选举大胜，主要是因为尼共（毛）准确抓住老百姓的求变心理。尽管尼泊尔多党政治得到美国、英国、印度等国的支持，但是众多政党的贪腐和内斗使得尼泊尔民众对其失去信心，大部分政党领导人被老百姓视为“不愿变革和不可靠的”，有的评论形容他们只是“大王（贾南德拉）之下的众小王”。政党之间争权夺利，导致对议会政治失望的人们越来越感到不满，最终转向支持尼共（毛）。可以说，尽管有时其政治口号显得过于激进，但是尼共（毛）无疑是尼泊尔各种政治势力中最爱国的一支，敢于挺直腰杆与印度人和美国人打交道，对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毫不含糊。

  　 尼共（毛）提出的耕者有其田、民族平等、男女平等、免除贫苦农民的一切债务、保证人人都有工作和失业期间应给予补助等主张，都是极易引起共鸣的政治纲领。比如，尼泊尔的经济状况以农业为主，但全国的土地占有高度集中，占全国人口65%的贫苦农民仅拥有全国10%的可耕土地，而占全国人口10%的地主和富农则拥有全国65%的可耕土地。因此，尼共（毛）提出的土地革命就直接代表了广大贫穷农民的要求和利益。此外，尼泊尔妇女遭受的经济压迫、政治压迫和社会压迫最深，尼共（毛）明确地提出、并身体力行“反对种姓和民族歧视，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等主张，这也是其获胜的重要因素。当被问及为何能够赢得选举时，尼共（毛）二号人物巴塔拉伊总结为，“我们将贫困人口、包括妇女在内的边缘化群体作为重点工作对象，争取到各种民间团体的支持，所以获得了成功”。

  　 在未来的执政期间，尼共（毛）如何兑现承诺、改善民生就成为其执政业绩的最重要指标，比如要解决落后的基础设施、断断续续的石油供应、电力短缺、就业、医疗、教育、社会公正以及安全问题等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

  　 由反政府武装转变为执政党，这一角色的转变将可能迫使尼共（毛）修正过去的一些极左政策。人们应该注意到，尼共（毛）领导层是由不同民族、不同种姓和相对贫苦家庭出身的一群优秀知识分子组成的，他们当中有的在印度和前苏联留学过，均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对外部世界都有比较清楚的了解，也有能力改变自身、融入国际社会的政治现实。尼共（毛）的领袖普拉昌达要将尼泊尔经营成为“亚洲的瑞士”，不排斥全球化，欢迎八方游客到尼泊尔观光旅游。二号人物巴塔拉伊选后则称，尼共（毛）将会把推动公私合营作为经济政策的一部分，并推动建立友好的劳资关系。这暗示尼共（毛）领导下的新政府将采取较为开放的经济政策，尊重商业、私人企业和在尼外商，也欢迎外资的流入。

  　 尼泊尔新宪法的制定和君主制的存废等重大问题不久也将水落石出。尼泊尔王室去留问题已非重要议题，延续了230多年的尼泊尔王朝退出历史舞台已是大势所趋，但是尼共（毛）能否带领其他党派、顺利制定出一部能够把四分五裂的尼泊尔整合起来的新宪法，却值得进一步关注。

梁启超（1873—1929），近代思想家，戊戌维新运动领袖之一。

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等。广东新会人。

      陈独秀曾说过，“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化社会发展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那几个人”。[1]毛泽东则是提出“谁是五四运动之父”的第一人，而且给出了多种解答。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五四运动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2]这段话是毛泽东以共产国际中国支部主要负责人的身份讲的，因此不难理解他为什么要把共产国际的创始人列宁说成是中国五四运动的精神之父。几年以后，共产国际解散了，毛泽东以中国共产党主席的新身份在《“七大”工作方针》的内部报告中讲到同一话题时，就不再把洋人拉来作文章了。这一次他是这样说的：“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3]陈独秀自己也谈到过这个问题，但他并不认为自己是五四运动唯一的总司令，他在晚年撰文纪念蔡元培时写道：“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4]亲身经历五四时代的人大致上都能够同意陈独秀的说法。例如梁漱溟曾说过：“当时发生最大作用的人，第一要数陈独秀，次则胡适之先生。”[5]同样是纪念蔡元培的文章，梁漱溟却没有在文中把蔡放在陈、胡的前面，这大概更符合当时的实际。也有人根据胡适在新文化运动的作用，视其为当时的“主帅”。[6]在台湾版的《五四研究论文集》卷首语中汪荣祖写道：“至于说谁领导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却是不易回答的问题，不过我们至少知道不曾有一个所谓‘单一’的领导。在新文化运动‘领袖群’中，胡适无疑是声名最洋溢的一个”。[7]在大陆，1949年以后广为宣传的不是毛泽东上述关于五四时期“总司令”的说法，而是《新民主主义论》中“主将”的说法：“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8]
     
      五四当事人和后来的研究者很少提到梁启超对五四运动的影响和作用。例如毛泽东在对斯诺回忆自己的五四时代时曾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杂志。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9]历史人物在一种强烈的历史舞台效应影响下，往往视而不见自身思想的潜移默化，而偏重于记忆最新鲜的印象和感觉。五四运动前夕中国思想界出现了几位灿烂夺目的新星，五四运动爆发的当年梁启超整整一年都不在国内，五四运动后不久他就转向以学者为主的生涯，国民党和共产党掌权后都把梁启超视为过时的反动人物，史家出于种种忌讳把梁启超研究打入冷宫，这些都是在以往的五四运动研究中忽略梁启超的明显原因，但也有尚待研究的更深刻原因。笔者所见到仅有的三篇研究梁启超与五四运动关系的文章，都是在把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混为一谈的前提下，指出梁启超“虽然不是五四运动的主角”，[10]但与五四运动的“精神一致”，[11]并强调他与五四新人物的“密切关系”、“往还情形”及“协同动作”，[12]以此来为梁启超在五四运动中争取一席地位。
     
      本文将首先区分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然后再分析梁启超与五四运动的关系。笔者同意陈独秀的看法，五四运动的发生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其功罪不应该专归到那几个人。但是，如果一定要举出一个人，没有这个人，五四运动或许就不会发生，那么这个人不是陈独秀、胡适、蔡元培、李大钊或鲁迅，而只能是梁启超。
     
      一、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
     
      长期以来，许多政治家与学者都把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混为一谈。依照周策纵的定义：“五四运动”是一个复杂现象，它包括新思想、文学革命、学生运动、工商界的罢市罢工，抵制日货运动，以及新知识分子所提倡的各种政治和社会改革。[13]彭明说：“五四运动是一个爱国运动，又是一个文化运动。”[14]但也有不少人提出异议。吕实强指出：“五四一辞，在六十年后的今天，大致已肯定包括两项含义：一为民国八年五月四日在北京所发生的青年学生反日游行示威请愿，以及其前后各地与其有关的爱国运动；一为在此一爱国运动前后若干知识分子所提倡进行的新文化运动。但我个人仍然觉得，上述两项含义，虽然互相影响且有相互关联之处，但却各有其特质，似不宜视为是一个运动的同体而两面。新文化运动诚然为五四爱国运动提供了重要的精神基础，五四的爱国运动也助长加速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但五四的爱国运动既并非是因新文化运动而产生，新文化运动也并非靠五四的爱国运动而方能完成其洪波巨流。”[15]更值得人们重视的是胡适对此问题的看法。胡适在晚年口述自传时说：“从我们所说的‘中国文艺复兴’这个文化运动的观点来看，那项由北京学生所发动而为全国人民一致支持的，在1919年所发生的‘五四运动’，实是这整个文化运动中的，一项历史性的政治干扰。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运动。”“我告你这件事，就是说从新文化运动的观点来看，──我们那时可能是由于一番愚忱想把这一运动，维持成一个纯粹的文化运动和文学改良运动──但是它终于不幸地被政治所阻挠而中断了！”[16]帮助胡适完成这项口述自传并将其译成中文的唐德刚指出：“胡适之先生是反对五四运动的。他反对的当然不是他小友周策纵的五四运动，而是他底及门弟子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一干人，于民国八年五月四日，在北京的大街之上，摇旗呐喊的那个五四运动。”[17]
     
      傅、罗、段一干人的那个五四运动，周策纵笔下的五四运动，以及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的五四运动，是三个不同概念的五四运动，必须一一梳理清楚。

      五四运动这一用语在运动发生的当月就已经出现并很快流行开来。1919年5月18日，在北京18所大专学校参加的学联紧急会议上，以“北京学生联合会全体学生”名义发表的《罢课宣言》称：“外争国权，内除国贼，五四运动之后，学生等以此呼吁我政府而号召我国民”。[18]6月5日，联合会的另一宣言再次提到：“学生等以内除国贼、为外争国权之资，爰有五四运动。”[19]当时在北京的杜威于6月1日的信中谈到这一运动，他说：“我们正目睹一个民族/国家的诞生，而出生总是艰难的。”[20]梁启超在几年后说：“‘五四’运动，有效果没有呢，有。欧美一般人脑里头，本来没有什么中国问题，如今却渐渐的都有了，提起中国问题，便紧紧跟着联想到山东问题，提起日本问题，便人人都说‘日本人欺负中国’。简单说，这回运动算是把中日关系问题大吹大擂地抬到世界人面前去了，这便是第一种效果。”“这回太平洋会议，这问题虽然没有满意的解决，但日本人已渐渐觉得中国国民气和世界舆论可怕，不能不稍为让步，这也算第二种效果。”[21]这些时人的看法表明，本来意义上的五四运动是以学生为先锋并获得广大市民阶层支持的群众性爱国运动，是令世人感觉到中国正在觉醒并标志中国现代民族主义诞生的政治运动。

      周策纵成名作《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的书名表明，他主要关注的不是作为政治运动的五四运动，而是作为思想革命的新文化运动，即汪荣祖所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如果以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为标志，要早于五四运动；而“新文化运动”这一用语的出现，大概是在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化运动是五四时代最有号召力的口号，因此有人希望给它一个笼罩一切的含义，例如戴季陶就下过这样的定义：“新文化运动是甚么？就是以科学的发达为基础的‘世界的国家及社会的改造运动’。”[22]胡适则希望将其局限于文化范畴内，晚年时他这样说：“我所要指出的便是我喜欢用‘文艺复兴’这一名词。认为它能概括这一运动的历史意义。”[23]1919年11月1日，胡适写了《新思潮的意义》一文，概括了中国文艺复兴（当时这个中文词组还没有流行，胡适、傅斯年等暂时以“新潮”作为“TheRenaissance”的对译）的四重目的：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24]从我们今天的眼光来评判，胡适所指出的这四重目的是非常宏伟的，从那时起一直到现在，还只是处于破题的阶段，远远谈不到完成。当时的成绩主要体现在“输入学理”这一项上，因此，有不少人把新文化运动等同于“西化”运动。在这个意义上的新文化运动，胡适又称之为“新思想运动”：“那是着重于当代西洋的新思想、新观念和新潮流的介绍。”[25]
 
      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本来是两个平行的运动，尽管运动的参与者有重叠，但两个运动有不同的追求和不同的运作方式。新文化运动之所以得名，首先就在于它的倡导者们把改造文化、重塑伦理道德置于现实政治之上。面对民国以来政治建设上的失败，陈独秀经过痛苦的思索，作出了如下的总结：“自西洋文明输入吾国，最初促吾人之觉悟者为学术，相形见绌，举国所知矣；其次为政治，年来政象所证明已有不克守缺抱残之势。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此而不能觉悟，作为前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盖犹在惝恍迷离之境。吾敢断言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26]因此，他决心把自己的精力集中于推动青年实现伦理革命。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时为之确定基本方针：“盖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批评时政非其旨也。国人思想倘未有根本之觉悟，直无非难执政之理由。”[27]而且在一段时间里确实贯彻了这一方针。胡适在1917年从美国回到中国，鉴于归国伊始受到的感情震动和失望，曾下决心“20年不谈政治”，不参加政治，不与现实政治发生关系，专从文学和思想两方面着手，做一个纯粹的思想文化运动，20年后“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28]因此他才会把五四运动视为对新文化运动的政治干扰。
 
      但是，胡适的上述看法是一种事后诸葛亮式的分析。在当时，并没有人指出五四运动对新文化运动干扰的一面，而是不约而同地谈到了对其推动的一面。梁启超说：“因为这种运动，引起多数青年的自觉心，因此全国思想界忽呈活气，这是我认为最重要的第三种效果。”[29]孙中山也说：“自北京大学学生发生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革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准备。于是蓬蓬勃勃，抒发言论。国内各界舆论，一致同倡。各种新出版物，为热心青年所举办者，纷纷应时而出。扬葩吐艳，各极其致，社会遂蒙绝大之影响。虽以顽劣之伪政府，犹且不敢撄其锋。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30]正是由于五四运动对新文化运动的普及起了如此重要的作用，才使后来的评论者和研究者得以把新文化运动纳入前者的框架之中。而这样的一种重组，却遮蔽了新文化运动本身的价值，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救亡压倒了启蒙”。
 
      陈独秀在《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一号刊载的《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一文中写道：“可称曰‘近世文明’者，乃欧罗巴人之所独有，即西洋文明也；亦谓之欧罗巴文明。……近世文明之特征，最足以变古之道，而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者，厥有三事：一曰人权说，一曰生物进化论，一曰社会主义，是也。”[31]如果说新思想运动的主要内容就是对近世文明的新学理的引进和介绍，那么，这可以算是一种广义的解释。据此，广义新思想运动的开端就应当上溯到十九世纪末，而不是1915年即《青年杂志》创办的一年。张灏指出：“在从传统到现代中国文化的转变中，19世纪90年代中叶至20世纪最初10年里发生的思想变化应被看成是一个比‘五四’时代更为重要的分水岭。”[32]严复和梁启超在戊戌变法之前已经开始引进和介绍进化论，吴稚晖、李石曾、刘师培、何震鼓吹无政府主义也早在民国建立之前。尽管这些思想先驱者也都赞同人权说，但还没有象陈独秀、胡适在早期《新青年》杂志上那样给予第一位的重视。傅斯年在1935年《论学校读经》的文章中这样谈及新文化运动产生的背景：“记得十七八年以前，内因袁世凯暴压后之反动，外因法兰西一派革命思想和英吉利一派自由主义渐在中国知识界中深入，中国人的思想开始左倾，批评传统的文学，怀疑传统的伦理，这风气在当时的先锋重心固然是北京……。”[33]因此，我们可以把新文化运动视为广义新思想运动的一个发展阶段。尽管陈独秀所说的“三事”在世纪之交均已介绍到中国，但在新思想运动的不同发展阶段，鼓吹的重点有所不同。19世纪90年代中叶至20世纪最初10年，新思想的主流是进化论和民族主义；1917至1921年（这是周策纵给出的五四运动的时间跨度）或者略微扩展为1915至1923年的新文化运动时期，新思想的主流是人权论和德赛二先生（科学与民主）；此后几十年，在新思想运动中占压倒地位的是社会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
 
      尽管孙中山生前对于新文化运动表示过一定程度的赞同，但是随着国民党主流派的日趋保守，他们在继续肯定五四运动弘扬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的同时，对于新文化运动的反传统和倡导自由主义，则给予否定。蒋介石这样评价新文化运动：“我们试看当时所谓新文化运动，究竟是指什么？就当时一般实际情形来观察，我们实在看不出它具体的内容。是不是提倡白话文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不是零星介绍一些西洋文艺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不是推翻礼教否定本国历史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不是打破一切纪律，扩张个人自由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不是盲目崇拜外国，毫无抉择的介绍和接受外来文化，就是新文化运动！如果是这样，那我们所要的新文化，实在是太幼稚、太便宜，而且是太危险了！”[34]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内进步、自由主义的一派人和一些以前参加过运动的党员便极力将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拉到一起，用五四运动的牌号，在保守主义甚嚣尘上时为科学、民主、自由这些新文化运动的价值观守住一块阵地。社会上的左倾文人和半自由主义者，也不约而同地加入了这一大合唱，而胡适这样的老牌自由主义者则不屑参与此类指鹿为马的游戏。
 
      五四运动以后，陈独秀由鼓吹文学革命、伦理革命转向社会革命、政治革命，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信仰取代了“法兰西一派革命思想”和人道主义的旧信仰。由陈独秀发起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一方面继承了“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五四精神，一方面扬弃了新文化运动的价值观，因此，他们完全有理由和国民党主流派一起来解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神话。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毛泽东重新诠释五四运动，是中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尝试的重要内容之一。毛泽东试图消除国人“中共是第三国际代理人”的印象，推出新民主主义一说，其要旨是阐明，中共是孙中山领导的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天然继承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内容是反帝反封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起点是五四运动，这样，就需要新文化运动来充当五四运动反封建的一翼。毛泽东在五四运动中给新文化运动保留了一席之地，出了理论上的需要，也有现实的原因。首先，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主要领导人都是在五四时代登上历史舞台的，他们当年都是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参加者，这一点与国民党主流派不同，他们显然不想否定自己的历史。其次，是为了与否定和贬低新文化运动的国民党主流派唱对台戏，与社会上的自由主义者和半自由主义者结成反对国民党的统一战线。这样一来，到1949年以后，把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合二为一便成为不容置疑的金科玉律。
     
      近年来，中国史学界绝大多数人都认为，可以把中国近代史规定为从1840—1949这一百一十年的历史。[35]既然五四运动已经不再充当中国近代和现代的分界线，就完全可以卸掉一些不必要的历史包袱，恢复自己的本来面貌。既然五四运动在国人中获得最广泛的认同，而对新文化运动的评价至今仍然难以统一，就没有理由再把二者继续混为一谈，完全可以分别对其作出评价。尽管梁启超也是新文化运动的赞同者和参与者，但这不是本文的话题，本文只涉及他与本来意义上的五四运动的种种关系。

      二、国民外交的实践者
 
      中共史家认为，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是五四运动的主导力量；国民党史家则宣称，国民党的一些成员如蔡元培、吴稚晖、罗家伦、段锡明等实际领导和影响了五四运动。[36]既然五四运动矛头针对的是日本政府的对华侵略扩张政策，因此，当时日本政府对于五四运动的评论就特别值得史家注意。日本原敬内阁1919年9月9日的内阁会议决议事项中记载了下述文字：“目前在中国最具势力的，是由全国中等以上学校学生所组织的所谓学生团体。这些学生多少有些新知识，节操、志向较为纯洁，其努力固不可忽视，今后我方亦应需给与相当的考虑。虽然他们的运动‘努力’实基于本身的自动而发，但除此之外，仍有林长民、熊希龄、汪大燮等政治家的唆使，乃至英美二国人的煽动。”[37]林、熊、汪等人都是梁启超的长期政治伙伴，当时与梁同为国民外交协会理事，林长民还是梁启超的儿女亲家。日本政府在其内部情况分析中既没有国民党人视为对五四运动有重大影响者，也没有把陈独秀等后来的共产党创始人视为五四运动的鼓舞者，唯独把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人士视为五四的“唆使”者，应当说这要比后来的国民党或者共产党官方史家的观点更为贴近事实。国人如张忠绂也曾指出，五四运动不单纯是“学生自动自发的爱国运动，”“我始终感觉当时这运动是有背景的。它的背景就是研究系。关于这一点，也许当时的学生知道的不多。但由代表研究系的《北京晨报》，上海的《时事新报》在五四运动后不断的鼓吹号召也可知其端倪。”[38]
 
      梁启超很早就对中日两国将在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和平会议上展开外交交锋有所准备。1915年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之际，梁启超就警告中国外交当局：“公等当与日本交涉时，勿忘却尚有战后之列强交涉行即相踵而至也。战后必有大会议，此大会议中，中国问题为重要议题之一，此稍有识者所同料及也。届会议时，日本对于此议题必能享受得最有力之发言权。此非惟吾国人知之，非惟日本人自知之，即世界各国当无不同认乏。日本如有正当之主张在，彼时岂忧不能贯彻，何以汲汲焉，必以今日提出？必以今日提出者，彼盖确信其所要之条件，在大会议时决无通过之望，故乘各国之无暇东顾，而因以协我云尔。”[39]中日关系后来的演变，证实了梁启超的预见。梁启超于几年后回忆说：“当二十一款之初提出也，国人切齿扼腕，民气达于沸度。当时鄙人亦曾著论十数篇，力主无论如何万勿签字，宁可任日人以武力占领，不容以条约承认其权利。（见民国四年三四月间之英文京报及大中华杂志）果能如此，则今日在和会上之理直气壮宜何如者。”[40]
     
      1917年梁启超力主对德宣战时，这样解释自己的主张：“其根本义乃在因应世界大势而为我国家熟筹将来所以自处之途。第一从积极进取方面而言，非乘此时有所表见，不足以奋进以求厕身于国际团体之林。从消极维持现状言之，非与周遭关系密切之国同其利害，不复能蒙均势之庇。必深明乎此两义，然后问题之价值乃得而讨论也。……今兹之事，吾侪所认为最后绝不容逸之一机也。”[41]梁启超希望通过加入协约国一方对德宣战，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在战后和会上取得国际团体成员的资格，以利于一系列外交悬案的解决，营造一种举国一致对外的气氛，一举解决国内政治问题。尽管梁启超的主张获得国内许多政治家、评论家的支持，包括原来国民党方面的汪精卫、蔡元培等人的支持，但仍有一些重要的政治家包括孙中山、黎元洪、康有为在内不予支持，结果反而使这一举国对外的契机成为内争加剧的诱因。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巴黎和会即将召开。梁启超以在野之身，为中国参加和会作了多方面的策划。他向当时的总统徐世昌建议，成立了以政界元老、前外交总长代理国务总理汪大燮为委员长，进步党主要领袖、前司法总长林长民为事务长的总统府外交委员会，负责和会特定期间的外交事务。他又筹措了10万元经费（政府拨款6万元，私人捐赠4万元），挑选了一批著名学者专家（外交刘崇杰、工业丁文江、政治张君劢、军事蒋百里、经济徐新六）作为随员，于年底动身前往欧洲，“想拿私人资格将我们的冤苦向世界舆论申诉申诉，也算尽一二分国民责任。”[42]行前，他还建议国内报界紧密配合和会上的外交努力，“惟一条件既经提出，全国舆论务须一致，以贯彻其主张。”[43]
 
      1919年2月11日，梁启超一行抵达伦敦，开始了他在欧洲的国民外交活动。同日，在北京大学召开了国际联盟同志会，北京大学有教职员和学生千余人参加，公推梁启超为理事长（汪大燮代理），蔡元培、王宠惠、李盛铎、严修、熊希龄、张謇等为理事。[44]2月16日，由北京各界各团体联合组成的国民外交协会在熊希龄宅开成立大会，推举熊希龄、汪大燮、梁启超、林长民、范源濂、蔡元培、王宠惠、严修、张謇、庄蕴宽十人为理事。[45]21日，该会通电发表七点外交主张：“一、促进国际联盟之实行；二、撤废势力范围并订定实行方法；三、废弃一切不破土平等条约及以威迫利诱或秘密缔结之条约、合同及其他国际文件；四、定期撤去领事裁判权；五、力争关税自由；六、取消庚子赔款余额；七、收回租界地域，改为公共通商。”[46]
 
      2月18日，梁启超等人至巴黎。他作为中国参加和会代表的会外顾问，先后会见了美国总统威尔逊及英法等国的代表，请他们支持中国收回德国在山东权益的立场。他发现不仅威尔逊等对中日交涉的内情不甚了解，连自己也被北京政府蒙在鼓里，对1918年9月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签订的秘密借款合同和关于山东问题的换文一无所知。3月中旬，梁启超致电汪大燮、林长民，报告他所了解到的和会上关于青岛问题的情况，电文如下：“交还青岛，中日对德同此要求，而孰为主体，实为目下竞争之点，查自日本据胶济铁路，数年以来，中国纯取抗议方针，以不承认日本继德国权利为限。本去年九月间，德军垂败，政府究用何意，乃于此时对日换文订约以自缚，此种秘约，有背威尔逊十四条宗旨，可望取消，尚乞政府勿再授人口实。不然千载一时良会，不啻为一二订约之人所败坏，实堪惋惜。超漫游之身，除襄助鼓吹外，于和会实际进行，未尝过问，惟既有所闻，不敢不告，以备当轴参考，乞转呈大总统。”[47]
 
      这时，代表广州政府参加巴黎和会的专使王正廷发回国内一封电报称：“吾辈提议于和会者，主张废止二十一款及其他秘约不遗余力，推测日本之伎俩仅有二途：曰引诱，曰用武，然皆与正谊公道相违，必不出此。但吾国人中有因私利而让步者，其事与商人违法贩卖者无异，此实卖国之徒也。所望全国舆论对于卖国贼群起而攻之。然后我辈在此乃能有讨论取消该条件之余地。”[48]随之国内就掀起了一场针对梁启超的谣言风潮。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致电北京大总统国务院：“闻梁启超在欧干预和议，倾轧专使，难保不受某国运动。本商有鉴于此，特电巴黎公使转梁启超，文曰‘巴黎中国公使馆探送梁任公君鉴，我国之国际和会已经派专使，为国人所公认。君出洋时声明私人资格不涉国事，乃中外各报登载君在巴黎近颇活动，甚谓有为某国利用倾轧之说，明达如君，当不至此。惟人言可畏，难免嫌疑，为君计，请速离欧回国，方少辨明心跻，特此忠告，勿再留连’等语，即乞转专使，注意大局，幸甚。”[49]4月5日，广州国会开两院联合会，议决：一、由两院函请军政府，立即下令通缉梁启超，并将其在籍财产没收，另由军政府要求法公使引渡；二、由两院电唐绍仪，请一俟和议复开，即要求北京政府将梁拿交法司，依刑律所定外患处断；三、由两院全体成员通电全国省议会、商会、教育会、各报馆及除日使以外之各国驻京公使，驻广州领事，申明梁在巴黎卖国活动为全国人民所共弃；四、以两院全体名义电巴黎和会中国代表，请严斥梁启超，并声明两院决定为其后援。9日，广州国会全体成员通电全国，宣布梁启超卖国罪状。[50]显然，这里面有强烈的党派因素在起作用。两个月后梁启超在一封家信中感叹道：“一纸电报，满城风雨，此种行为鬼蜮情状，从何说起。今事过境迁，在我固更无劳自白，最可惜者，以极宝贵之光阴，日消磨于内讧中，中间险象环生，当局冥然罔觉，而旁观者又不能进一言，呜呼中国人此等性质，将何一自立于大地耶？”[51]
 
      当然，为梁启超辨诬者也大有人在。蔡元培、王宠惠、范源濂三人联名通电，其文云：“‘上海申报、新闻报、时报、时事新报并转各报馆，五十二（据时报为五十三）商团鉴：阅沪商团议决事件，乃致疑于梁任公先生。梁赴欧后，迭次来电报告并主张山东（据时报山东下多‘问题’二字）为国家保卫主权，语至激昂，闻其著书演说激动各国观听，何至有此无根之谣？愿我国人熟察，不可自相惊扰。元培等久不与闻政论，惟事关国际，且深知梁先生为国之诚，不能嘿而，特为申说，务乞照登。”[52]陈独秀在《每周评论》撰文指出：“国民参预政治，参预外交，都是我们很盼望的事。但是这两件事，都不大容易。……不懂得各国的外交政策，受某国的离间，凭空的给梁任公一个亲日卖国的罪名，这种国民决没有参预外交的资格。”[53]国民外交协会张謇、熊希龄、范源濂、林长民、王宠惠、庄蕴宽等致书梁启超，请他作为该会代表，主持向巴黎和会请愿各事：“任公先生大鉴：为国宣勤，跋涉万里，海天相望，引企为劳。此次巴黎和会，为正义人道昌明之会，尤吾国生存发展之机，我公鼓吹舆论，扶助实多，凡我国人，同深倾慕。本会同人本国民自卫之微枕，为外交当轴之后盾，曾拟请愿七款，电达各专使及巴黎和会，请先提出，并推我公为本（会）代表，谅邀鉴及。现已缮具正式请愿文，呈递本国国会政府巴黎各专使，并分致美、英、法、意各国政府及巴黎和会，尽国民一分之职责，谋国家涓埃之补救。兹特奉上中、英文请愿文各一份，务恳鼎力主持，俾达目的，则我四万万同胞受赐于先生者，实无涯既矣。临颖不胜企祷之至，专此敬颂勋绥。”[54]
 
      经过这一番周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有一定的好处。国人对于中日秘约的内幕更加清楚了，对于巴黎和会上的症结也比较了解了，千夫所指集中到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亲日派身上。
 
      在巴黎，梁启超作为民间代表进行了频繁的游说活动，发挥了出席和会的中国外交代表所起不到的作用。他在万国报界俱乐部举行的欢迎宴会上慷慨陈词道：“若有别一国要承袭德人在山东侵略主义的遗产，就为世界第二次大战之媒，这个便是平和之敌。”但是，尽管进行了一切努力，仍然无济于事。4月29日，英美法三国会议，日本代表应邀出席。30日，续开三国会议，议定了巴黎和约关于山东问题的156、157、158条款，将原来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全部让给日本。面对这种情形，北京政府派出的中国出席和会首席代表陆征祥竟然也考虑要签字了。[55]在这紧急关头，梁启超致电汪大燮、林长民，建议警醒国民和政府，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其电文称：“汪、林二总长转外协会：对德国事，闻将以青岛直接交还，因日使力争，结果英、法为所动，吾若认此，不啻加绳自缚，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万勿署名，以示决心。”[56]
     
      林长民4月30日接到梁启超电报，5月1日写成《外交警报敬告国人》一文，于晚间送到研究系的《晨报》报馆，由总编辑陈博生接收，刊载在5月2日的《晨报》上。林长民的短文全文如下：“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此恶耗前两日仆即闻之，今得梁任公电乃证实矣！闻前次四国会议时，本已决定德人在远东所得权益，交由五国交还我国，不知如何形势巨变。更闻日本力争之理由无他，但执一九一五年之二十一条条约，及一九一八年之胶济换文，及诸铁路草约为口实。呜呼！二十一条条约，出于协逼；胶济换文，以该约确定为前提，不得径为应属日本之据。济顺、高徐条约，仅属草约，正式合同，并未成立，此皆国民所不能承认者也。国亡无日，愿合四万万民众誓死图之！”[57]同日的《晨报》还载有国民外交协会1日发给巴黎和会英法美诸国代表和中国专使的电文。国民外交协会按照梁启超的建议，严正警告中国专使：“和平条约中若承认此种要求，诸公切勿签字。否则丧失国权之责，全负诸公之身，而诸公当受无数之谴责矣。……诸公为国家计，并为己身计，幸勿轻视吾等屡发之警告也。”[58]
 
      5月2日，蔡元培从汪大燮处得知有关巴黎和会的最新消息，立即返校告诉了北京大学的学生领袖许德珩、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等人。5月3日下午4时，国民外交协会理事熊希龄、林长民、王宠惠等三十余人开会。议决：一、5月7日午后2时在中央公园召开国民大会，并分电各省各团体同日举行；二、声明不承认二十一条及英、法、意等与日本所订关于处置山东问题之秘约；三、如巴黎和会不得伸我国主张，即要求北京政府撤回专使；四、向英、美、法、意驻京使馆申述国民意见。会后急电各省议会、教育会、商会及各团体、报馆，内称：“本会定于本月七日作廿一款签字之国耻纪念日，在北京中央公园开国民大会，正式宣言要求政府训令专使坚持。如不能争回国权，宁退出和会，不得签字。望各地方各团体同日开会，以示举国一致。”[59]
 
      北京的大学生们则先行了一步。5月3日晚7时，北京大学全体学生和十几所其他学校学生代表在法科大礼堂召开大会。议决进行办法四项：“一、联合各界一致力争；二、通电巴黎专使，坚持不签字；三、通电各省，于五月七日国耻纪念举行游街示威运动；四、定于星期（即四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之大示威。”[60]五四运动就这样爆发了。
 
      5月4日学生集会游行并火烧赵家楼胡同曹宅后，有32名学生被捕。梁启超闻讯即发回电报：“汪、林总长代呈大总统钧鉴：闻北京学界对和局表义愤，爱国热诚，令策国者知我人心未死。报传逮捕多人，想不确。为御侮拯难计，政府惟有与国民一致。务祈因势利导，使民气不衰，国或有瘳。启超叩。九日。”[61]这时，被捕学生已由林长民、汪大燮、王宠惠三人担保放出。此后，梁启超之弟梁启勋又赠金千元予6月3日被捕的学生。[62]
 
      张朋园认为：“如果说梁任公掀起了五四运动，未免强调过当。但任公确实与五四事件有直接的关系”。[63]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说梁启超亲自点燃了五四运动的导火索，是十分确切的，丝毫没有夸大他的作用；但是，更值得探讨的是梁启超与五四运动的思想渊源与精神联系。
 
      三、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奠基人
 
      前面已经说过，五四运动对新文化运动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然而，新文化运动对五四运动的直接影响是很小的，真正为五四运动奠定思想基础的是早期新思想运动即“19世纪90年代中叶至20世纪最初10年里发生的思想变化”。以往之所以夸大新文化运动对五四运动的影响，首先是由于混淆了思想史和代际史。五四运动前后，以北京大学的新进教师和学生为代表的一代新人登上了历史舞台。可是从思想史的角度来分析，这一代人的思想并不统一，而是有同有异。其相同之处是二十多年来广义新思想运动风靡神州大陆的结果，相异之点则体现在对以人权论和自由主义为核心的新文化运动的不同态度上。代际可以分断，思想的脉络却依然相联。胡适与许德珩年龄相仿，属于同一代人，但是，胡对许的思想影响并不一定大于梁启超。另一种混淆是将演员和角色不加区别。人们忽视了，一个演员可以同时在几部情节线索各不相同的影片中扮演角色。傅斯年既是《新潮》社的中坚，又是五四学生游行的指挥者，但这并不意味着《新潮》杂志的自由主义倾向就是五四学生运动的指导思想。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虽然有许多共同的演员，却是两出不同的历史活剧。五四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思想空前活跃的年代，它给人们留下了一团有待进一步梳理的思想乱麻。不过，我们现在就可以比较有把握地指出，给予五四运动最大直接影响的思潮，不是“中国文艺复兴运动”所推崇的自由主义，而是以社会进化论为理论源头的中国近代民族主义。
 
      本杰明·史华兹指出：“有一点应该首先注意到，即在19世纪末以前，许多所谓的‘对西方的反应’大多仍发生在中国传统思想的框架内。这个框架不是别的，乃是文人学士一向身处其中的精神的和理性的世界。”[64]严复系统地介绍达尔文和斯宾塞的进化论思想，是国人向西方思想界讨教自强之道的首次尝试。严复像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一样，在甲午战败后把“保种”、“保国”视为一个紧迫的问题，所以史华兹说，“严复在对达尔文主义的主要原理的初步解说中，用语就已经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了：‘物竞’者，物争自存也；‘天择’者，存其宜种也，意谓民物于世，樊然并生，同食天地自然之利矣，然与接为构，民民物物，各争有以自存，其始也种与种争，群与群争，弱者常为强肉，愚者常为智役。”[65]社会达尔文主义所谓的生存竞争，既包括种内竞争，也包括种间竞争。生存竞争说传入美国，最受重视的是前者；同一学说传入中国，使清季士人“如饮狂泉”的则是后者。也就是说，使中国知识分子产生共鸣的不是“达尔文式的个人主义”，而是“达尔文式的集体主义”。1896年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提出了“以群为体，以变为用”改革纲领，他说：“道莫善于群，莫不善于独。独故塞，塞故愚，愚故弱；群故通，通故智，智故强。……非洲之黑人，印度之棕人，美洲、南洋、澳岛之红人，所占之弟，居地球十六七，欧人剖之钤之，若栏狮象而驾驼马，亦曰惟不能群之故。群之道，群形质为下，群心智为上。”[66]因此，中国必须“变法”以寻求一种善群心智的新制度。张灏认为，梁启超这时已经在探讨“一种新的政治共同体概念，它受到民族主义和达尔文派关于世界为无情的国际竞争和斗争所支配之说的强烈影响”，“潜藏在他的政论作品表面之下的，还是民族主义的思想。”[67]
 
      据考证，现代汉语中的“民族”和“民族主义”，都是从日文借用来的。正是在梁启超发表于1899年的《东籍月旦》中，首次出现了“民族”一词。梁启超在此文中使用了“东方民族”、“泰西民族”、“民族变迁”和“民族竞争”等新名词。[68]随后，他又率先引入了“民族主义”这一概念。在1901年发表的《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一文中，梁启超介绍了欧洲国家思想的变迁：从过去的家族主义时代、酋长主义时代、帝国主义时代到现在的民族主义时代、民族帝国主义时代。他指出：“于现今学界，有割据称雄之二大学派，凡百理论皆由兹出焉，而国家思想其一端也。一曰平权派，卢梭之徒为民约论者代表之；二曰强权派，斯宾塞之徒为进化论者代表之。平权派之言曰：人权者出于天授者也，故人人皆有自主权，人人皆平等。国家者，由人民之合意结契约而成立者也，故人民当有无限之权，而政府不可不顺从民意。是即民族主义之原动力也。其为效也，能增个人强立之气，以助人群之进步；及其弊也，陷于无政府党，以坏国家之秩序。强权派之言曰：天下无天授之权利，惟有强者之权利而已，故众生有天然之不平等，自主之权当以血汗而获得之；国家者，由竞争淘汰不得已而合群以对外敌者也，故政府有无限之权，而人民不可不服从其义务。是即帝国主义之原动力也。其为效也，能确立法治（以法治国谓之法治）之主格，以保团体之利益；及其弊也，陷于侵略主义，蹂躏世界之和平。”[69]在此二者之中，梁启超从感情上是倾向于民族主义的。他说：“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其在于本国也，人之独立；其在于世界也，国之独立。使能率由此主义，各明其界限以及于未来永劫，岂非天地间一大快事！”但是，梁启超同时也认识到，“正理与时势，亦常有不并容者。”[70]当欧洲诸国与欧外诸国相交时，扩张属地之政策遂蔓延于十九世纪之下半叶，民族帝国主义最终取民族主义而代之，权盛于二十世纪。在这个时候，梁启超尚不主张中国实行民族帝国主义，根据单线进化论的思想，他认为中国要经过民族主义发展阶段。“凡国而未经过民族主义之阶级者，不得谓之为国。譬诸人然，民族主义者，自胚胎以至成童所必不可缺少之材料也；由民族主义而变为帝国主义，则成人以后谋生建业所当事也。……吾尤恐乎他日之所谓政治学者，耳食新说，不审地位，贸然以十九世纪末之思想为措治之极则，谓欧洲各国既行之而效矣，而遂欲以政府万能之说，移植于中国，则吾国将永无成国之日矣。知他人以帝国主义来侵之可畏，而速养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义以抵制之，斯今日我国民所当汲汲者也！”[71]
 
      两年以后，梁启超在《政治学大家伯论知理之学说》一文中，稍稍修正了上述的观点，在民族主义与民族帝国主义，卢梭学说与伯论知理学说之间，进一步倾向于后者。他解释说：“吾非敢袒伯氏而薄卢氏，顾以为此有力反对之一大学说，为有志建国者所宜三复也。”[72]在此文的结尾，梁启超写道：“及前世纪之末，物质文明发达之既极，地球上数十民族，短兵相接，于是帝国主义大起，而十六七世纪之干涉论复活，卢梭、约罕·弥勒、斯宾塞诸贤之言，无复过问矣。乃至以最爱自由之美国，亦不得不骤改其方针，集权中央，扩张政府权力之范围，以竞于外，而他国更何论焉。夫大势之所趋迫，其动力固非在一二人，然理想之于事实，其感化不亦伟耶！若谓卢梭为十九世纪之母，则伯论知理其亦二十世纪之母焉矣。”[73]
 
      梁启超认识到，在列强竞争的世界上，中国的国大民众本身就是一个有利的竞争条件。他说：“合群云者，合多数之独而成群也。以物竞天择之公理衡之，则其合群之力愈坚而大者，愈能占优胜权于世界上，此稍学哲理者所能知也。吾中国谓之为无群乎？彼固庞然四百兆人，经数千年聚族而居者也。”[74]他反对提倡“排满复仇论”，主张合满汉各民族为一大中华民族，以相对于世界其他现代民族国家。他提出了“大民族主义”和“小民族主义”这样一对概念。“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诸族是也。”[75]他认为汉族本身也是由多数种族在历史上混合而成，而满洲人实已同化于汉人，因此，建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完全可能的，中华民族若“号称四万万同胞，谁曰不宜？”[76]中华民国建国后采用代表国内各主要民族的五色旗作为国旗，正是梁启超“大民族主义”思想的政治结晶。
 
      梁启超对于近代政治学的国家、主权理论有较为深刻的理解，因此他在与革命党人辩论时，始终以国家而不是以种族作为民族主义的载体，坚持一种国家主义的民族主义。而他的论战对手却往往凭借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一般人的民族感情，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一类的比孔孟之道更原始的部族主义来煽动人心。尽管革命党人的蛊惑言词可能一时显得更为气盛，但是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却更有生命力，构成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主干。今天，当我们回过头去看时，显然只有梁启超以对外反帝为指向的“大民族主义”才能适应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政治整合的需要。民国建立后，同盟会所鼓吹的“小民族主义”就没有继续存在下去的理由了。孙中山在1912年至1913年间曾把他的三民主义缩减为一民主义：“民族、民权二大主义均已达到目的，民生主义不难以平和办法，逐渐促社会之改良。”[77]二次革命后，孙中山在中华革命党成立大会上公布手书的《中华革命党总章》，规定“以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为宗旨”，[78]仍然没有民族主义的位置。章太炎则由排满革命的种族民族主义进一步趋向于提倡国学、国粹的文化民族主义。
 
      “国粹”一词，也是梁启超首先从日文引入中文的。他曾经考虑过，“谓养成国民，当以保国粹为主义，取旧学磨洗而光大之。”[79]进入民国以后，当他的老师康有为和章太炎等继续坚持“国粹”论时，梁启超就与他们划清了界线。他在1915年说：“是故吾于保全国粹论，虽为平生所孜孜提倡，然吾之所谓国粹主义与时流所谓国粹主义，其本质似有大别。吾雅不愿采撷隔墙桃李之繁葩，缀结于吾家杉松之老干，而沾沾自鸣得意。吾若爱桃李也，吾惟当思所以移植之，而何必使与杉松淆其名实者。”[80]梁启超认为，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深厚根源，不在于先圣先贤的“片词单语”乃至全部经典，而在于从“庸德庸言”中体现出来的国民性的总和即“国性”。
 
      梁启超说：“吾以为吾国人之种性，其不如人之处甚多，吾固承之而不必深为讳也。然而人各有短长，人性有然，国性亦然。吾之所蕴积，亦实有优异之点，为他族所莫能逮者，吾又安可以自蔑。”“国民既有一种特异之国性，以界他国而自立于大地，其养成之也故非短时间少数人所能有功，其毁坏之也亦非短时间少数人所能为力。而生其间者，苟常有人焉发扬淬厉之，以增美释回，自能缉熙以著光晶。而不然者，则积渐堕落，历若干岁月而次第失其所以自立之道耳。古今万国兴替之材，罔不由是。而已吾所见之中国，则实有坚强善美之国性，颠朴不破，而今日正有待于发扬淬厉者也。”[81]又说：“国之有性，如人之有性然。”“国性可助长而不可创造也，可改良而不可蔑弃也。盖国性之为物，必涵濡数百年，而长养于不识不知之间。虽有神圣奇哲，欲悬一理而咄嗟创造之，终不克致。”“吾国立国于大地者五千年，其与我并建之国，代谢以尽者，不知几何族矣，而我乃如鲁光归然独存。其国性之养之久而积之厚也，其入人之身也，此不待言而解也。且其中又必有至善美而足以优胜于世界者存也。”[82]梁启超对中国的国民性或国性的分析全面而不趋于极端，既不同于国粹派，也不同于陈独秀、鲁迅，确是当时罕见的“执中”之言。

      梁启超认为，国性是民族主义赖以成立的基础，国家主权则是民族主义得以实现的保障。以梁启超为精神领袖的进步党党章第一条即是：“取国家主义，建设求强善政府。”[83]何谓国家主义？“任公曰，有世界主义，有国家主义。无义战非攻者，世界主义也，尚武敌忾者，国家主义也。世界属于理想，国家主义属于事实。世界主义属于将来，国家主义属于现在。”[84]他在《中国立国大方针》这篇大文章中进一步解释说：“今世界以国家为本位，一切人类动作，皆以国家分子之资格而动作者也。……故人民能建设完全国家者则日以荣，其不能者则日以悴。夫国家如何而始能完全？其分子调和，其结合致密，能持久而不涣者，斯可谓完全也已矣。”“欲使我国进为世界的国家，此非可以坐而致也，必谋所以促进之者。于是保育政策尚焉。何谓保育政策，对放任政策言之也。”“夫今后之中国，势必籍政治之力，将国民打成一丸，以竞于外。将使全国民如一军队之军士，如一学校之学生，夫然后国家之形成，而国际上乃得占一位置。若纯以放任为治。则此愿将何日能遂也。”“以放任为治者政府之职简，以保育为政者其职繁；以放任为治者政府之责轻，以保育为治者其责重。理繁务而荷重责，非强有力焉固不可矣。”“以上所论，以使中国进成世界的国家为最大目的；而保育政策，则期成世界的国家之一手段也；强有力之政府，则实行保育政策之一手段也；正当内阁，则求得强有力政府之一手段也。而所以能循此种种手段，以贯彻最高之目的者，其事纯系于国民。”[85]梁启超有时又把国家主义称为国权主义。他说：“国权与民权之消长，其表示于政治现象者，则谓干涉政策与放任政策之辩争。”“我中国今日固俨然共和矣。民权之论，洋洋盈耳，诚不忧其夭阏。所患者，甚嚣尘上，钝国权之作用，不获整齐于内竞胜于外耳。故在今日，稍畸重国权主义以济民权主义之穷。”[86]
 
      梁启超始终把中国如何对付外来强敌，如何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视为压倒一切的任务，并据此来设计完善内政的具体目标。他说，“现今为国家主义的全盛时代，人夹其伟大之国力以临我，我非有伟大之国力，决无从对付之，而伟大之国力，非内治组织完备后，决无从发生。”[87]“外竞”支配“内竞”，整治内政以利于对外竞争，这是梁启超的一贯思想。
 
      在民族主义之后兴起的无政府主义与自由主义，则对于帝国主义的外来威胁不甚重视。师承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的中国无政府主义者以“互助论”批判社会达尔文主义，反对把国家富强作为主要追求目标，主张废灭政府，马上实行世界主义。例如吴雅晖与李石曾等人组建世界社，赞成废除所有的国界，并采行单一共通的语言。[88]蔡元培则在为《学风》杂志撰写的《发刊词》中鼓吹“完全世界主义”。戴维翰评论说：“蔡元培低估了中国显示出来的民族主义力量，他把他的哲学建立在人类正进入国际主义、互助新时代的设想上。”[89]在这方面，自由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有许多共同语言。陈独秀在1914年曾说：“国人唯一之希望，外人之分割耳。……仆急欲习世界语，为后日谋生之计。”[90]又说：“今吾国之患，非独在政府。国民之智力，由面面观之，能否建设国家于二十世纪，夫非浮夸自大，诚不能无所怀疑。然则立国既有所难能，亡国自在所不免，瓜分之局，事实所趋，不肖者固速其成，贤者亦难遏其势。且平情论之，亡国为奴，岂国人之所愿。惟详察政情，在急激者即亡国瓜分，亦以为非可恐可悲之事。”“予则云：残民之祸，恶国甚于无国家。失国之民诚苦矣，然其托庇于法治国主权之下，权利虽不与主人等，视彼乱国之孑遗，尚若天上焉，安在无国家之不若恶国家哉！……是以辛亥京津之变，癸丑南京之役，人民咸以其地不立化夷场为憾。此非京、津、江南人之无爱国心也，国家实不能保民而致其爱，其爱国心遂为其自觉心所排而去尔。”[91]胡适在美国留学时，即醉心于世界主义。在国防问题上，他认为“增军备，非根本之计也；根本之计，在于增进世界各国之人道主义。”对外应“极力提倡和平之说，与美国合力鼓吹国际道德。国际道德进化，则是世界始可谓真进化，而吾国始真能享和平之福耳。此吾所以提倡大同主义也。”他对高谈爱国、高谈民族主义之类的言行相当反感，他认为：“若以袁世凯与威尔逊令人择之，则人必择威尔逊。其以威尔逊为异族而择袁世凯，必中民族主义之毒之愚人也。此即‘去无道而就有道’之意。”[92]
    
      五四运动与梁启超所倡导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是一脉相承的。五四时代北京最有影响力的青年团体是少年中国学会。这个学会筹备期间的宗旨是：“一、振作少年精神；……四、转移末世风气。”正式成立时其宗旨规定为：“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93]它与梁启超的精神联系一目了然。1900年，梁启超撰写了《少年中国说》一文，文中写道：“造成今日之老大中国者，则中国老朽之冤业也；制造出将来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中国如称霸宇内、主盟地球，则指挥顾盼之尊荣，惟我少年享之。于彼气息奄奄，与鬼为邻者何与焉？……自今以往，弃‘哀时客’之名，更自名曰‘少年中国之少年’。”[94]李大钊撰写《青春》一文，陈独秀将自己创办的杂志命名为《青年》，均与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有着密切的联系。
 
      五四时代北京大学最著名的学生社团是国民社和新潮社。“国民”一词，亦是梁启超在中文中首用。他在1899年便指出：“中国人不知有国民也，数千年来通用之语，只有以国家二字并称者，未闻有以国民二字并称者。国家者何？国民者何？国家者，以国为一家私产之称也。……国民者，以国为人民公产之称也。国者积民而成，舍民之外，则无有国。以一国之民，治一国之事，定一国之法，谋一国之利，捍一国之患，其民不可得而侮，其国不可得而亡，是之谓国民。”[95]后来他又指出：“必先铸部民使成国民，然后国民之幸福乃可得言也。”[96]国民社创办的《国民》杂志将“增进国民人格”列为该刊宗旨之首项。而正是梁启超在《新民说》及其他论著中，对于新中国的国民的理想人格进行了最全面的阐发，并将贯彻国家最高目的的种种手段，系于国民之自觉与国民之竞争。在新文化运动中，“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提倡的是反对传统礼教的个性自由，胡适、鲁迅等人鼓吹的是易卜生主义和尼采的个人意志自由，至于国民的权利与义务，则没有成为关注的中心。新潮社与胡适的关系最为密切，其旨向亦与上述社团有别。国民社成员黄日葵在1923年写道：“学生方面，有两种大的倾向，……一种倾向是代表哲学、文学一方面，另一种倾向是代表政治社会的问题方面。前者是新潮杂志社，后者是国民杂志社。新潮于思想改造，文学革命上，为新青年的助手，鼓吹不遗余力……国民杂志社的一群，始初以反抗国际帝国主义（日本）之压迫这点爱国的政治热相结合。”[97]据国民社主要负责人许德珩回忆，当1918年5月国民社成员积极发起反对中日军事协约的政治示威运动时，傅斯年等人曾去教育部报信，称“这运动是少许人的运动，不能代表全体学生”。[98]1919年5月5日，傅斯年因与一同学发生冲突而大怒，赌咒不再过问学生会的事。[99]在同月傅写给鲁迅的信中，称学生的抗议是“夜猫”的叫声，对运动的希望并不是很高。[100]虽然傅斯年身为五四游行的总指挥，但由于深受胡适的影响，他在五四运动中属于“客串”的身份，或者说是身不由己地被卷入了五四运动的洪流。
     
      民国建立之后，北京大学的骨干教师大多属于章太炎的门徒；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后，又引进了一批陈独秀《新青年》的同人。如上所述，参加五四运动的学生们在民族主义思想上与梁启超有着最为密切的联系，可是由于他们没有直接的师生之谊，思想的脉络长期以来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四、政治运动的鼓舞者
 
      对于政治在民国成立到五四运动期间的命运，梁启超曾经这样概括：“当民国成立前后几年间，法政总算是最时髦的学问。除国立各校外，私立的法政专门大学等等，差不多有十几家，学生也是爱学法政的人占大多数。那动机也无庸为讳，恐怕有一半是出于想做官的心理。如今是学生的自觉心大发现了，不惟人人知道官没什么做头，而且都觉得做官是一件极可耻的事，这种现象，不能不说是进化勇决的表征。但反动的结果，便不知不觉连法政这一科学问，也渐渐轻蔑起来，厌恶起来。社会上因为政客成了坏名词，便相戒不谈政治，学生因为知道想做官是可耻，便迟疑不肯学法政。这不能不说是近两三年来一种社会病态。”[101]
 
      在五四运动爆发前夕，甚至连最热心的政治家也从政治活动领域中抽身出来。孙中山于1918年5月到日本开展外交活动，看到日本政府决心帮助段祺瑞而无意助己，回到上海后便写信给孙科，表示“对于现在之时局，拟暂不过问。”后来又让汪精卫写信给梁士诒，传达自己的意思：“据年来经验，知实现理想中之政治，断非其时，故拟取消极态度，将来从著述方面，启发国民，至于目前收拾大局，但期得有胜任之人，若东海出山，则更不出异议。”[102]朱执信、胡汉民、戴季陶等亦随同孙中山一起转向了理论宣传工作。在此之前，原同盟会的骨干成员蔡元培、吴雅晖、李石曾等早已脱离积极的政治活动而进入了文化教育领域。
 
      在1914年到1919年期间，梁启超曾三次退出官场，同时他也曾三次发表脱离政治的宣言。但是，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言不由衷的。因为即使当他离开官场时又何曾离开了政坛，即使当他离开政坛时又何曾离开过“政谭”。而且，每当梁启超从国内政争中暂时脱身时，他便活跃在国际政治的第一线。
 
      1914年底，梁启超先后辞去了司法总长和币制局总裁。过年后应中华书局总经理陆贾逵之邀担任该局新创办的《大中华》杂志的总撰述。他在《吾今后何以报国》一文中写道：“故吾自今以往，不愿更多为政谭，非厌倦也，难之故慎之也。政谭且不愿多作，则政团更何有，故吾自今以往，除学问上或与二三朋辈结合讨论外，一切政治团体之关系，皆当中止。乃至生平最敬仰之师长，最亲习之友生，亦惟以道义相切磋，学艺相商榷。至出政治上之言论行动，吾决不愿有所与闻，更不能负丝毫之连带责任。”“夫身既渐远于政局，而口复渐稀于政谭，则吾之政治生涯，真中止矣。吾自今以往，吾何以报国者，吾思之吾重思之。吾犹有一莫大之天职焉：夫吾固人也，吾将讲求人之所以为人者而与吾人商榷之；吾固中国国民也，吾将讲求国民之所以为国民者而与吾国民商榷之。”[103]然而，在日本向中国政府提出二十一条要求之后，梁启超立即奋笔疾书，发表了大量有关对日外交的论述，后来辑为《中日交涉汇评》一书。梁启超的言论给予日本的对华外交企图以相当大的打击，日本政府对他恼羞成怒，又拉又打，但梁启超始终不为其所动。
 
      梁启超与蔡锷发起护国之役，袁世凯羞愤成疾一命呜呼后，继任的黎元洪总统曾屡次致书遣人恳邀梁启超入京赞襄一切。梁启超对此公开表示：“鄙人之政治生涯已二十年，骤然完全脱离，原属不可能之事，但立宪国之政治事业，原不限于政治当局，在野之政治家亦万不可少，对于政府之施政或为相当之应援补助，或为相当之监督匡救，此在野政治家之责任也。鄙人尝持人才经济之说，谓凡人欲自效于国或社会，最宜用其所长，鄙人自问若在言论界补助政府匡救政府，似尚有一日之长，较之出任政局或尤有益也。”[104]此后，梁启超通过舆论的力量积极推动了中国对德宣战。他发表了《外交方针质言》、《余与此次对德外交之关系及其主张》等文章，充分阐明了自己的立场，并表示如果此事误国，自己不敢“辞罪”，倘若此事利国，自己不敢贪功。[105]

      1917年7月1日，张勋宣布复辟，梁启超立即随段祺瑞从天津赶往马厂誓师，为段起草了讨伐复辟的通电。复辟丑剧结束后，梁启超一度担任段祺瑞内阁的财政总长，为时仅四个月便辞去职务。第二年他与记者谈及入阁的动机：“去年吾侪力排众议，主张对德宣战，固逆料欧战之结果必有今日，以此为增进我国际地位之极好时机，岂料双方皆利用此为政争资料，而置国家大计于不顾，因此而倒阁，因此而发生督军团围国会，因此而复辟，磋跎光阴，已历半载，及段阁再现，吾当时以本已厌离政界之身，而毅然入阁者，徒欲贯彻宣战之初志，求能出兵欧洲，当时尽一分义务，即将来享一分权利，吾在阁数月中，无日不提此议，谓无论如何必须赶今年春间决战以前，有数万人到西战场，则将来和平会议之发言权，我国必不在人下，吾之入阁几为此一事而已。”又说：“至于鄙人生平，向不取消极主义，今中止政治生涯，将从别的方面有所积极耳。谓不作政治活动，即为消极，吾所不承。”[106]不久他就动身前往欧洲，以私人资格在巴黎和会上奔走活动，致力于国民外交。
 
      梁启超关于国民外交的鼓吹与实践，对陈独秀的思想转变颇有影响。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三卷第一号上撰文《对德外交》，文中写道：“此次对德外交问题，乃国家存亡问题，不可以寻常外交视之，此吾国民应有之觉悟也。加入协约与否？政府对德方针未决以前，国人应群起从事于利害是非之讨论。以促政府积极之进行，绝对不可袖手勿置可否也。”“此次对德外交，果能全国一致，始终出以强硬态度，无论结果之成败如何，其最低成功，吾人服公理不服强权之精神，已第二次表示于世界，（反对袁氏称帝为第一次）一改数百年来屈辱的外交之惯例，虽予以极大代价，所得不已多乎！？”[107]他还驳斥了所谓“梁派假外交以夺政权”的“过敏之言”，指出：“夫以任公之政治知识，果能总揽政权，岂不愈于北洋军人万万，特以政象所趋，无论誉任公者毁任公者，均不信任公有组织一党内阁之魄力与野心。此时一党内阁既不能成，以任公之学识，且代表其党之资格加入内阁，决无损于他党之权利，岂有假外交以夺政权之必要耶？”[108]此后，陈独秀便越来越多地谈论起政治来了。《新青年》的一部分同人及读者不以他谈政治为然，陈独秀便在《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中为自己辩护说：“我现在所谈的政治，不是普通政治问题，更不是行政问题，乃是关系国家民族根本存亡的政治根本问题。此种根本问题，国人倘无彻底的觉悟，急谋改革，则其他政治问题，必至永远纷扰，国亡种灭而后已！国人其速醒！”[109]《新青年》同人中的另一位好谈政治者是李大钊。李大钊与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渊源很深。他去日本留学得到过研究系领袖之一汤化龙的资助，回国后参加了汤化龙等人组织的宪法研究会，并任汤的私人秘书，还曾短期出任研究系报纸《晨钟报》的总编辑。李大钊后来虽然与研究系分手了，但他一直热心于政谭和政治活动。他进入北京大学担任图书馆主任和教授后，便应邀担任了少年中国学会的发起人和国民社的顾问。从梁启超对于国民政治包括国民外交的鼓吹，通过陈独秀改变对于现实政治的态度（以《每周评论》的创办为标志），到李大钊等北大教师对学生中热心政治的社团如少年中国学会、国民社等的支持，这是在五四时代将标榜不问政治和世界主义的知识界与关心国事、民族情绪高昂的学生联系起来的一条无形的纽带。
 
      五四时代的学生通常比他们的教师更热心于政治。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政府以战胜国的资格宣布全国放假三天，北京的知识界和大学生在天安门广场集会庆祝，这无疑是给学生的政治热情火上加油。事实上，中国的学生干预政治是有传统的，远者可以追溯到东汉的太学生，在近代则以康有为、梁启超发动公车上书为其源头。“近年来带有政治运动色彩者，最初则为对马关条约之公车上书，然其性质与东汉晚明所谓士气者正同，不普及也。降至清季，排满运动，借极壮烈，然以形格势禁，势不得不出于秘密，因秘密之故而生变质，以土匪军队为中坚，而不以一般市民为中坚，民国所以不获清明巩固祸根实伏于此。然辛亥革命，发难于争铁路国有，则国民运动之成效，固章章可睹也。此外则对外问题，间有发动，其在前清，则粤汉铁路事件之对美，片马事件之对英，二辰丸及取缔留学生事件之对日，其在民国则二十一条约密约军事协定和会上山东问题之对日，皆其最显著者也。”[110]在这些对内对外的政治运动中，学生都发挥了富于牺牲精神的先锋作用。以五四前一年反对中日军事协定的学生运动为例，可见一端。1918年3月25日，中国政府与日本政府互致“共同防敌”照会，随后又陆续履行了《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全部手续。这一密约被报端揭露后，留日中国学生首先掀起抗议活动。5月5日，留日学生代表会议决定留学生归国，以示抗议。至6月5日，归国学生已达3000余人，几乎全部归国。归国留学生在全国许多省市开展了爱国活动，得到了广泛的响应和支持。5月21日，北京各校学生2000余人同往总统府请愿，迫使当时的总统冯国璋接见了请愿的学生代表。后来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许德珩、易克嶷、段锡朋等即为此次请愿的学生代表。[111]
 
      五四运动与以往学生运动的区别在于，它不仅规模最大，行动最坚决，得到的支持最广泛，而且收到了切实的效果：6月10日，北京政府免除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职务；6月28日，正如早先梁启超所倡议，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巴黎对德和约上签字。[112]梁启超因此而寄以莫大希望：“因这回运动，表示中国人‘国民运动的可能性’，将来也许引起别种国民运动”。[113]
     
      梁启超在总结公车上书以来的政治运动时指出：“对外问题易发动，对内问题难发动。”[114]因为“一、外交问题较简单，容易把多数人的感情烧起来。……二、外交问题的运动，和国内专权的人没有什么直接接触，危险程度较小。多数人乐得附和。”而“‘五四运动’与其说是纯外交的，毋宁说是半内政的，因为他进行路向，含督责政府的意味很多。”[115]因此，梁启超希望把这一运动扩大起来，把方向转到内政方面。他提出了真政治运动的七项特征：第一，运动主体，必为一般市民。第二，运动范围，必普及于全国。第三，运动之标帜，必为全体的或部分的公共利害事项。第四，运动之动机，为对于现在政治感不满足。第五，运动所对待者，为外界袭来的或内部积久养成的各种不正当之压力。第六，运动之方法，为散布印刷品，为公开演说，而聚众示威。第七，运动之结果，为将所要求之事项在宪法上或法律上（对外则条约上）发生效力。[116]又提出了内政的国民运动的十项条件：第一，要积极的不要消极的。第二，要对事的不要对人的。第三，要公开不要秘密。第四，要在内地不在租界。第五，问题要大要普遍。第六，问题要简单明了。第七，要分段落。第八，运动主体要多方面。第九，运动不妨断续，但要继续。第十，不要问目前的成败。[117]他认为，“政治轨道是要把政治建设在国民意识之上。想引他上轨道，除了市民的群众运动外没有别条路。”[118]“十年以来，号称优秀分子的人，或是运动这军阀打那军阀，便养成个更大的军阀；或是运动军阀手下的人去倒军阀，或是运动些土匪来倒军阀。”“都完全没有了解民主政治真意义。所走的路都走错了。”[119]
 
      五四运动无疑是一次政治性的群众运动，但是，此后群众运动的方向应当是什么，当时仍然是有严重分歧的。五四游行白话文宣言的起草者罗家伦在《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底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中说：“我们将来最大的计划想来想去，就只‘社会运动’和‘文化运动’两种。”社会运动一是做专门宣传的事业，二是要从解决平民的生计问题着手。除此二最重要的而外，还有种种平民学校的计划。“在现在最重要不过的根本问题，可以说是文化运动了！”“文化运动的目的是──‘以思想革命，为一切改造的基础’。”现在所应当行的方法，约有四点可说：一、对于现在的定期出版品，不在乎数的增多，而在乎量的改革。二、宣传的印刷品应当增多。三、西洋大部有系统的著述，应当从速翻译介绍了！四、专门学者的培养，实当今刻不容缓之图。[120]罗家伦的这些见解，可以说是当时学生运动中一种有代表性的意见。
    
      五四运动的积极分子们抱着极大的热忱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和社会实践。少年中国学会的负责人王光祈发起组织“工读互助团”，湖南的毛泽东、湖北的恽代英等拟议建设“新村”，都得到不少人的响应。戴季陶在《星期评论》中提出了“国民自给”问题，呼吁工商界和学术界打成一片，“赶快的趁这个时候，兴办各种大工业。”[121]五四运动中很有作用的“救国十人团”除了提倡国货、抵制日货外，还“提倡储蓄以为培养国力的基础”，“组织国民储蓄银行”，“组织国民实业总公司”，“所有储蓄均改为国民实业总公司股金。”[122]戴季陶在1919年11月16日的一篇文章中写道：“今年所发生的新出版品，无论是月刊、周刊、旬刊，都是注目的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差不多没有人去研究。即使有一两篇关于政治问题的文字登载出来，也引不起人的注意。而且大多数热心的人差不多都很厌弃这一种著作。就是我自己这几个月来所著作的翻译的，十有八九都是和‘现实的政治问题’离得远。”[123]
 
      梁启超和当时学界的大多数人一样，也十分投入文化运动和社会运动。据《梁启超年谱长编》的简单概括，“先生返国后一年中，除从事著述外，计所着手创办的事业，有发起中比公司，承办中国公学，组织共学社，成立讲学社，整顿《改造》杂志，发起国民动议制宪运动数事。”[124]共学社前后译书百余种，创办松坡图书馆，并选送了一批留学生。讲学社先后邀请杜威、罗素、杜里舒、泰戈尔来华访问讲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改造》杂志则是鼓吹基尔特社会主义的一个主要阵地。但是，梁启超并没有因此而减少对政治运动的期望。他指出：“市民的群众运动，是学校以外的一种政治教育”，“种种有主义的政治都是从这种市民的群众运动制造出来”。[125]“这种运动，在人类政治生活上有什么意义呢，依我想，最重要的有三件。第一，使多数人懂得政治是怎么一回事，懂得什么叫做政治问题。”“第二，使多数人认识且信任政治生活之‘改造可能性’。”“第三，使多数人养成协同动作之观念及技能。”“所以我觉得国民运动的价值，在政治本身是可限量的，在国民教育上是无可限量的。一个政治问题的运动，虽有成败之可言，从政治教育的意味看来，无成败之可言。凡国民政治运动总是成功──虽失败也算成功，为什么呢，因为靠他才能养成做共和国民资格，成固然养资格，败也是养资格。资格养成，什么事干不了，所以国民运动只有成功，没有失败。”[126]
    
      梁启超旅欧归国后拟议发起的第一个国民运动是“国民制宪运动”，即“以国民动议（Initiative）的方式得由公权之人民若干万人以上之连署提出宪法草案，以国民公决（Referendum）的方式，由国民全体投票通过而制定之。”[127]他认为，“质而言之，则国民动议制宪法，无异联合多数人公开一次‘宪法大讲习会’，无异公拟一部‘共和国民须知’向大会宣传。”[128]此后，梁启超又积极参加并高度评价了“国民废兵运动”。他指出，这次运动比五四有所进步，因为是“对内的，所以精神越发鞭辟近里”，“此次各界人皆有，所以市民的色彩越加浓厚。”[129]他呼吁成立一个“国民废兵运动大同盟”，协同动作，研究宣传运动的原因和结果，举行“一次或数次公开的联合的大运动”，即“示威运动”，以达到逐步消除无枪阶级与有枪阶级之分野的目的。
 
      由于梁启超及与他有类似观点的人对政治的鼓吹与示范，也由于五四运动后一度高涨的社会运动因遇到种种障碍而